[B]一、 1950-1985年间的学费[/B]

    小学到高中基本上是义务教育,每学期的学费是二元到四元不等.虽然当时一般性的地区特别是农村一个工只有几角,但对于一般性的贫困家庭来说,孩子读书仍然出得起,不会债台高筑.
 
    上大学基本上是国家全包干,对于家庭差的学生来说,每月还可以享受到十七到二十三元不等的助学金.一般来说,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只要能够考上大学,不会给家庭增加任何负担.并且一旦毕业,还可以有旱涝保收的工资,有工作,有事做。

[B]二、30年代大学收费[/B]

    近年以来，学费问题，特别是大学学费的问题，已经成了百姓家庭关注的焦点。本文考证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学学费的实际情况，并将历史和60多年后的现状做一比较分析。

    虽然19世纪末年满清政府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设置，但实际上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才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大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贫寒的家长，甚至是几代文盲的家长，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可以佩戴大学校徽而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作出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啊！一个催人泪下的典型，就是30年代阮玲玉主演的经典影片《神女》中那位“她”，为了培养儿子成为一个大学生，便以卖笑所得的钱，供儿子的学费。这部无声影片的解说字幕中写道：“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这是阮玲玉所创造的一个最灿烂的艺术形象；而《神女》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流芳百世的杰作。

    通常认为，在“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那么，20世纪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恰好这就是我的研究项目，正可以用第一手史料准确地给出答案。

    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B]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B]

    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
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又，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B]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B]

    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　　“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 本科正式生学费55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宿舍费（电，炉，水等）20圆；医术费（药费另计）2圆 ；体育费 2圆 ；杂费 2圆；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B]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B]

    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圆，宿费两学期30圆（每年共须交费90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验费每学期5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圆，制服费2圆，体育费2圆，新生入学费2圆，杂费1圆，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不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B]30年代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B]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文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作者：高泪　

[B]大学收费之谜[/B]
 
    2005年12月28日19:16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上海１２月２８日电（记者肖春飞 刘丹 金旼旼）一年高达数百亿元的大学收费，竟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是根据什么标准收的。“新华视点”记者最近采访了大量教育界人士，试图探究大学收费的标准，却发现这是一团乱麻。

　　[B]“学校从来不告诉我们学费是以什么标准收的”[/B]

　　记者拿到一张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财务管理专业一个大二学生２００４年“上海市高等教育学杂费专用收据”，收费内容如下：学费１万元；住宿费１５００元；教材费１０００元；保险、体检费３９５元；军训费１８０元。总计１３０７５元。

　　“各项费用都很清楚，然而最大一项‘学费’我们却不知道是以什么标准收的、具体是什么用途？”

　　记者就这位学生的疑问采访了有关人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招生办主任唐芸说：“（１万元收费标准）这不是学校行为。”学院财务处负责人瞿志明表示：“作为一所地方性学校，收费相关问题是由市里规定的，学校只是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收的，你们可以找上级主管部门了解。”

　　曾多年主持上海市教委财务工作的陈三慰表示，上海松江大学城高校的收费经过财政、物价、教委协调和批准。他说，大学收费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其标准和作用一是跟办学成本挂钩，一是做供需矛盾的调节阀。松江大学城建设投入很大，学校条件更好，有的高校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非常热门，因此学费逐步提升到１万元。据他分析，国家在重点部属高校中的财政投入一般仅为学校总开支的３０％至５０％，市属高校的投入更少。与重点学校相比，这些学校的社会筹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对学费的依赖性大。

　　１９９６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各高等学校在向当地省级人民政府申报学费标准时，应说明培养成本项目及标准。上海市物价局一位处长介绍，据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的抽样调查，上海高校生均经费支出在２．５万元左右，按照２５％的比例，学费为５０００元，但是近两年没有新的调查。当记者问起生均经费支出的具体计算方法时，她表示不知道。又问及松江大学城的一些高校学费１万元，是否意味着这些学校的生均经费支出为４万元时，她说，这些高校的生均经费支出物价局还没有统计数据，是特殊情况。

　　陈三慰本人曾主持过一项为时３年（１９９６年到１９９９年）的上海教育成本研究。结果显示，当时在上海，一名大学生的平均培养成本是２．５万元，最高可达３万元。“这个研究后来中断了，所以现在缺乏准确的数据。”他坦言，一些学生与家长对１万元的高学费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教育部门在学费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好”。他表示，教育部门现在一方面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平衡机制，另一方面应多花精力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学费要收，同时要通过助学金、奖学金等方式加大对学生的反馈面。

　　[B]大学收费是依据什么标准计算出来的[/B]

　　目前最权威的说法，是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今年７月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解答。张保庆说，对学费有两种核收方法，一种是按实际成本；一种是按日常的运行成本。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成本计算的复杂性，选取了后一种办法。有关部门对高校学生年均日常的运行经费进行过调研，高的超过１．４万元，低的在１万元左右，综合一下，按２５％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学费定在３５００元，现行的学费标准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现阶段我国高校教育成本的评估与分摊体系均存在问题，‘高校教育成本’如何计算，至今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也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论证。”多年一直潜心研究教育问题的熊丙奇教授说。

　　[B]他认为，大学收费有三个难解之谜：[/B]

　　其一，培养成本该是多少？有资料称，我国大学的教育成本，理工学科是每个学生每年１．４至１．６万元，人文学科是１．２至１．４万元。“那么这个成本是怎么算出来的？张保庆的说法是，这是日常运行成本，就是老师的工资，加上学校日常运转的水、电、气，１９９９年计算下来，平均大概一个学生每学年需要１．４万元左右。很多学者说，应该计算直接的培养成本，因为有的教育成本其实不是花在学生身上的。对此，张保庆称，完整意义上的培养成本是很高的。什么叫完整意义？就是要把高校从建立那天起，所有的开支都计算到培养成本里。那样算下来，大概一个学生每年的培养成本平均是４至５万元。”

　　其二，个人应当分担多少比例的教育成本？有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全国高等教育收费约４００亿元，同期国家对高校的财政投入约７００亿元，学生家庭分担的高等教育年度投入比例达到３６％。究竟多少比例是合理的呢？据张保庆透露，１９９９年设计的比例是２５％，因此当年的学费标准是３５００元。而现在要达到５０００元甚至更高。

　　其三，有的大学把一些热门专业上调３０％收费，达到７０００元、８０００元，却不见对一些冷门专业下调收费。“老百姓弄不明白，这是不是在变相涨价？”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莫负春表示，建立合理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非常必要，这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目前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还不完善，大学培养一个人，应有一个标准化成本，什么列入成本计算、什么不列入，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规范标准，而且从国家的相关政策里也“很难找出具体计算成本的标准。”

　　复旦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熊庆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核算“高校学费成本”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工程，不同国家对这一话题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办学者认为学费应该主要由国家承担；而在美、英等国家的大学，办学者则普遍认为学费更应以市场为杠杆来确定。而在中国，由于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才开始对高等教育实施收费制，高校成本核算体系还有待完善，某些教育环节费用分摊并未形成标准：如大学盖一幢教学楼，学生一年应该分摊多少成本？又如，大学科研室设备的折旧费又该怎样计算？再如，大学教授的育人资本又应怎么核算？

　　熊庆年说，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众多教育专家一直潜心研究大学教育成本，但大多尚处于“毛估估”核算阶段，大学的财务信息和资产运转信息是绝对保密的，一点儿也不透明，“教育专家们很少能从学校得到相关信息，这直接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B]大学收费应该举行价格听证[/B]

　　一项调查显示，仅有７．５％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大学每年５０００元以上的学杂费收费标准，７１．６％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贵。而在北京，有６４％的居民家庭认为目前的高校学费太高；对于一家供养一个大学生，３３％认为很困难，３７％认为勉强供得起，只有３０％的家庭认为毫无困难。北京尚且如此，农村就更不用说了。

　　目前，要求高校收费举行价格听证的呼声越来越高。

　　上海市民刘武麟家住闵行区，他的女儿就读于上海大学中文系。每年定期缴的５５００元学费已成为他最大的难题。刘家经济条件并不好，全家节衣缩食，家庭“重点攻坚”项目就在女儿的学费上。

　　刘武麟说：“我们搞不清楚每年为女儿交的学费究竟花在哪？毕竟这是我们全家每年最大一笔开支，如果学校能够定期为家长开一个学费听证会，或将学费的使用清单以书面方式寄给家长，“让学费使用情况‘透明’起来就好了。”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说，实施价格听证其实并非特别有效的方式，因为相对于家长而言，学校永远是强势的一方，家长们难免不敢直言。但从现阶段看，既然没有合理而科学的成本核算研究，价格听证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大学收费的透明度，保证学生和家长的知情权。

[B]政协委员：“三代大学生学费涨100倍”[/B]
 
    2006年01月19日09:06 来源：快报网-《现代快报》 　快报记者郑春平
 
　　[B]政协委员以自己家三代人为例，现身说法痛击教育产业化[/B]

　　[B]三代人教育费用涨了百倍[/B]

    “用我家三代大学生来做一个比较，你就知道教育改革是一种进步，还是不太成功了。”说这话的是宋颂康，省政协委员、民革无锡市委副主委、高级经济师。宋家出了10位大学生，其中有6位是从南大毕业的。昨天下午，宋颂康做客由中国江苏网、现代快报、省人民广播电台、省广电网联合举办的“2006年江苏两会现场直播”节目，围绕高校教育收费话题现身说法，给教育产业化做了个不留情面的“X光”透视。网聊结束后，宋颂康接受了快报记者的专访。

　　人才济济的宋家，三代人中都有南大校友。“我弟弟插队以后，第一年恢复高考考上了南大天文系，他入学后一分钱也没花，倒是学校给他每个月14块的助学金。当时家里很困难，他除了吃，每个月还给家里省下2块钱。这是第一代，我用这个数字来注明。”“到我儿子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也考上了南大，我给他80块一个月，最多也没超过100块。”“到了第三代，我姐姐的孩子也上了南大，从学费到生活费，一年没一万块下不来……”“从百到千、到万，正好是三个等级。我弟弟是‘百’，14块一个月，一年不到两百块；我儿子是‘千’，一年的费用包括吃住都含了；到第三代是‘万’，对这种变化我一直在反思。”宋颂康说，从百到万是100倍，但人的收入并没有同步提高。

　　[B]政协委员“自愿”交三万赞助费[/B]

　　“我孙子上一个重点小学花了三万块。”是真的“愿意”吗？“无奈！但期望值很高，他父亲是南大的，他从小就要打基础啊，这笔钱乐不乐意都得出”。

　　宋颂康直言，教育产业化就是把学生作为商品在盈利，这是不道德的。“教育绝不能作为一个商品来经营。”他说，市场化也是有误区的，教育产业化便是“泛市场化”的一个例子。政府的教育投入首先应该保证义务教育的普及，而且既然是义务教育，就应该国家财政出钱，否则就是失信。

　　回到高校收费的话题上，宋颂康认为，在确保义务教育的同时，要兼顾高校的投入与发展。然而，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高中、四年大学，这三个阶段的投入比例究竟应该怎样确定，从国家教育部到省市地方都没有明确规定。

　　“特别是大学，财政对大学的投入正常的应该占到50％左右，但现在一般都没有到位。”宋颂康介绍，这个比例在部属高校基本能保证，而到了省属高校一般只有30％左右，到了市属高校甚至只有20％左右。

　　[B]高校已日渐显露三大弊端[/B]

　　上述问题带来的后果，便是高校日渐显露的几大弊病。一是盲目搞大学城，不计成本地扩张，很多高校只能负债运转。“学校处于这种状态，当然只能在学生身上打主意。”二是贵族化、市场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现在的大学什么都讲派头，多功能厅、食堂、实验室……越来越豪华。”宋颂康认为，豪华背后的师资与教学质量却未必提档了。他曾经就此提过建议，应该充分关注教育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第三是利用教育产业这一公共资源寻租，腐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教育产业是特殊的垄断产业，没有什么听证，基本靠审批。市场经济的不公平、不公开、不公正，都能从中找到例证。”宋颂康认为，二三十年间学费从每年几百涨到了上万这个速度是极不正常的。他建议，除了政府要加大投入，还一定要恢复助学机制，让穷孩子不致于因贫失学。

　　[B]大学校长直言“治校难”[/B]

　　昨天，另一位网聊嘉宾是省人大代表，原江南大学校长陶文沂教授。作为宋颂康眼中“也并不好当的大学校长”，陶教授以江南大学为例算了笔账：“我们学校每个学生培养一年的花费大概在一万五多一点，我们的资金渠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家财政拨款，一个学生的拨款标准一年是6300元左右，大概占到所需支出的40％左右；学生交4000元也就是25％左右。”如此算下来，学校还是有缺口的。陶文沂坦言，另外还有自主招生这一块，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