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一位遇难矿工女儿2005年的求学账本[/B]
2006年01月09日14:28 来源：《工人日报》 记者 贺少成
2005年12月21日中午12:30，北京的气温零下一摄氏度左右。李杰匆匆从中央民族大学校园内走来，衣衫单薄。
在这样寒冷的冬天，每个人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李杰显得很“扎眼”。
没有合适的地方，采访选择在学校旁边一个又破又旧的小餐馆中进行。李杰说，这是她第二次上餐馆。第一次是同学聚会，她没逃过，也是在这儿。
李杰说话时有点拘谨，脸上很少有笑容。
这可能缘于她爸爸去世后给家里留下的一个生活账本。
[B]（一）[/B]
我是从黑龙江鹤岗来的，那是一座煤城。生于煤矿，长于煤矿，我和煤矿应该是血肉相连的，但它给我带来的只是恐惧。
在我不到6岁时，我就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葬礼。我的伯父在井下挖煤时，井底塌方，他被埋在了煤堆里。我现在还记得，伯父躺在一块薄薄的白布下，挺得直直的，大人说这个人没了，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年多之后，也就是1994年的3月9日，我刻骨铭心地理解了“人没了”的意思。我的爸爸在井下工作时死于瓦斯爆炸。
那时，我已懂事了。爸爸被抬上来，我跟着妈妈没日没夜地哭。最可怜的是小弟，他以为爸爸是睡着了，就像我当年在伯父死亡时没弄懂是怎么回事一样。直到现在，小弟都一直宁愿相信爸爸是睡着了。
爸爸死后，我们得到了1万元的抚恤金。矿上还给我妈妈、姐姐、我、弟弟每个人每个月70元的补助金，加起来是280元。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靠着这笔钱度日。1998年后，每个月的补助金开始逐步上调，到现在加起来每月能达到500元。
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概念，我从来没有花过什么钱，从小到大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
但煤矿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煤矿里，瓦斯爆炸是大事故，但像塌方或井底掉煤块等小事故是经常的，就是这样一些小事故，都能要了人的命。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的心都会揪紧。
这种恐惧让我对煤矿事故有异乎寻常的敏感。在电视里看到七台河矿难后，我就又想去了解这件事情，又害怕知道这件事情。对别人，死亡只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对我，那是又有多少个家庭里出现了像我这样的孤儿，他们会像我一样永远地背上阴影。
我实在不愿意再听到或看到有这样的事发生。
国家现在花大力气整治煤矿事故，以后的情况也许会好得多，至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会越来越少。
我们家最苦的是我妈妈。我不知道这些年妈妈是怎样挺过来的，她从来不跟我们姐弟说钱的事，也很少去提矿上发生的那些事故。尽管我害怕煤矿，害怕那些黑洞洞的井口，但我还是在妈妈羽翼的保护下长大了。
小的时候我跟妈妈捡过黄豆发出豆芽来卖，还卖过其它一些东西。妈妈也去找过工作，但一直没成功。妈妈去买我们吃的菜时总是很谨慎，要等到菜市场快关门了才去，那个时候便宜。
但这些生活上的事，妈妈很少让我们操心。姐姐初中毕业考上高中后就没再读书了，她一直帮妈妈操持家务或者出去打零工挣点儿钱。妈妈和姐姐让我、弟弟全心全意地读书，家里的事一点儿也不要管。
我也一直在拼命地读书，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成绩始终在前两名。考大学时，我只考虑了两个因素：学费贵不贵和将来好不好找工作。
在李杰的一个本子上，记着一些大额开支：学费4800元、书费500元、体检182元、住宿750元、校服300元，保险240元、身份证20元。
这是在高考前和高考拿到大学通知书后一直令李杰忧心忡忡的事情，但让她高兴的是，她顺利拿到了助学贷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