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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政法大学公布按人口比例招生计划北京降
        2006年04月13日 06:50   来源:新京报  

        本报讯(记者郭少峰) 中国政法大学兑现了校长徐显明在两会期间的承诺。今年,该校在河南、山东、四川的招生都达到或超过了100人,分别达到了102人、102人和100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在北京投放的招生计划由去年的185人下降为160人,降幅达到了13.51%。

        兑现校长承诺分省扩招

        早在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曾透露,今年该校将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省人口比例确定。

        徐显明的表态迅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并再次激化了围绕着高校招生指标分配的争论。有媒体将法大的举措解读为“破冰之举”,但也有专家认为这是一种“炒作”。

        在一片争议声中,法大如期公布了该校的招生计划。

        正如徐显明在两会期间所承诺,山东、河南和四川等招生指标从来没有超过100名的省份,今年都历史性地突破百人。

        新专业不面向本地生源

        法大招办的老师介绍,今年法大计划分别在山东、河南和四川招生102人、102人和100人。而去年法大在这三个省份的招生指标分别为92人、92人和60人,这样,法大在这三个省的招生指标就分别增加了10.86%、10.86%和66.67%。

        同时,考虑到法大今年在京投放的招生指标下降了13.51%,另外今年在天津和上海也分别只投放了40人和20人,这不失为一个相当大的改变。

        此外,据介绍,今年中国政法大学新增设了应用心理学专业,计划招生30人,其中文科理科各15人。不过新专业并不面向北京招生。

        法大表示只是“微调”

        两会期间,校长徐显明曾明确表示,“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而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

        据媒体报道说,法大今年各省招生指标的计算方法是,用今年学校计划招生的2000个指标除以13亿,再乘以省份的人口数,基本上就是下达到各省的指标数。

        不过今年的招生计划并没有完全按照这样的公式确定。据法大招办的老师介绍说,徐显明校长所说的按省人口比例确定招生人数其实只是标准之一,法大在确定各省的招生指标时也充分考虑了各个省份的教育水平不一样,各省份的考生数量也不一样的现状,然后对招生计划进行了“微调”。

        规模调整

        北大清华在京“缩编”

        招生人数分别下降6人和22人

        本报讯(记者郭少峰 吴狄)减少在京招生指标的投放并不仅仅是中国政法大学,北大、清华等高校今年在北京的招生都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其中,北大本部今年比去年减少6人,清华在京计划招生减少了22人。

        根据此前公布的招生指标,今年北大校本部招生计划与去年基本持平,在京招生307人,比去年的313人减少6人。

        清华今年和去年计划招生规模皆为3300人,其中在京招生328人,比去年减少了22人。

        人大计划今年在京招生225人,人数同去年一样。不过今年人大的计划招生总规模扩大了60人。

        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于莲洁老师介绍,今年北师大普招人数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有155人,远远超过了北京的计划人数。今年该校在北京的计划数和去年一样,都是120人。

        北邮单列10名额接受二志愿生

        开设全国首个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本报讯(记者申剑丽)昨日,北大、北邮、北航、中财等四所高校招办主任做客搜狐高考站,谈今年高招特点。

        北邮招生办表示,今年将单拿出10个名额,接受北大、清华落榜后的二志愿生。

        昨日,北京邮电大学招办主任贾伟称,报考北邮的学生分都很高,接受第二志愿考生也不例外,但考虑到一些考北大、清华未中的学生就学问题,今年北邮电在北京拿出10个名额来,单独录取二志愿的考生。

        此外,今年北邮还新增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主要研究在机械化、自动化之后,如何通过机械力代替人工智能;该专业由教育部第一次批准,在全国率先开设的课程。

        中财在京增招40名

        今年招生总规模为1000人,较去年增270人

        本报讯(记者申剑丽)中央财经大学去年跨入211重点高校行列。昨日,中央财经大学招生办主任蒋西河介绍,该校2006年计划招收1000人(其中文科551人,理科419人),比去年增加270人,其中北京招生计划比去年增加了40人。
     
        她介绍,2006年中财首次面向全国招收经济学专业、数理经济与数理方向实验班,在北京计划招收10人,要求比较好的数学和英语基础。

        中财今年还首次在全国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

        招生快讯

        北大本科生有机会免试保研

        本报讯(记者申剑丽)昨日,北大招办主任刘明利介绍,北大、北大医学部2000年合并,但招生分开进行。刘明利建议考生第一专业报考本部专业,第二专业报考医学院,这样胜算可能更大。他还介绍,如果本科毕业后同时获得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就具有了免试推荐保送研究生资格,或者在北大,或者去外校,都可以选择。

        农大新生有三次转系机会

        本报讯(记者吴狄)昨日,中国农业大学招办透露,农大今年的本科招生总计划为4000人,其中在京招生计划为326人。农大新生将有三种转系或者选择换专业的机会。首先,有4个专业共100个生源名额预留给了2006年的入学新生,在新生中再次选拔“招生”,分别是理科实验班专业、理科实验班专业等。此外,在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结束时可申请转专业,在入学两年内,在学科大类中可申请转专业。
    [ 这个贴子最后由王者之风在2006-4-17 0:49:09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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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大高招改革被指大跃进 偏远省份将首先受损

                            2006年04月14日03:19   新京报     


        本报讯(记者廖卫华)在今年入校的复旦新生中,将有300人经由自主招生面试录龋而在中国政法大学今年的招生计划中,作为按人口比例确定招生规模这一思维的受惠者,人口大省山东、四川、河南的招生计划都首次过百。

        日前,中国法学会组织了“招改”谈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问题的座谈会,复旦和法大在高招上的新尝试,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高校录取第一次与高考分数脱节,这意味着考生多了一次上榜的机会。对此,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副主任卢干奇日前表示,复旦大学通过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制度设计,把现行“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向前推了一大步。

        昨天,针对部分媒体刊发报道“谈谈话就能上复旦”的说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专家顾问孙东东予以澄清。他介绍,复旦在面试前还有笔试做基础,并不是光看面试表现。从1997年开始,北大也在一些省份,尝试扩大面试录取的比例,但操作成本非常高。孙东东认为,面试招生很难推广,一方面是面试的统一标准不好把握,一方面有时负责面试者并不能充当好伯乐角色。

        当天的座谈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推行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引起了部分专家的质疑。卢干奇表示,中国政法大学按照各省人口比例分配招生名额的办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平等权的问题。如果单独按照人口比例,对于基础教育搞得好的省份,会减少优质生源上大学的比例。

        在孙东东教授看来,法大高招改革是不现实的,“可以说是‘大跃进’的翻版。”他认为,如果真的采取按照人口比例录取的标准,青海、西藏等幅员辽阔但人口不多的省份将首当其冲受到损害。

        ■新闻背景

        法大捅破高招“窗户纸”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曾表示,该校今年将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省人口比例确定。

        徐显明明言,“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此言一出,褒贬不一。

        《中国新闻周刊》将其评价为“捅破高招名额‘窗户纸’”。据其报道,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认为,按人口比例确定招生规模会造成当年(低水平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他说,这是完全不懂高等教育的一种“炒作”。

        对此,教育部的表态比较谨慎,认为高校在招生方面拥有自主权,只要在自主权的范围之内,高校有权选择自己的招生办法,法大的做法可视为“一种尝试”。

      好样的,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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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中国政法大学按生源名额招生:可贵的示范[/B]  
       
        时间:2006年04月14日10:59   【来源:新京报】 【作者:林新华】
       
        中国政法大学兑现了校长徐显明在“两会”期间的承诺。今年,该校在河南、山东、四川的招生都达到或超过了100人。在北京投放的招生计划由去年的185人下降为160人,降幅达到了13.51%。减少在京招生指标的投放不仅是法大一家,北大、清华等高校今年在北京的招生都有一定程度的减少。(4月13日《新京报》)

        尽管别的高校没有像政法大学那样直接说明减少北京招生指标的原因,但我们不妨善意地推测,这是对高招公平迈出的第一步,也期待对全国将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示范动作。

        这种示范的积极影响在于,它将有助于改变日趋严重的重点大学本地化倾向。

        对重点大学本地化倾向,有心人曾统计出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2005年,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本科招生中,本地生源比例逼近70%。武汉大学,湖北生源也超过了50%;南京大学的江苏生源达到40%。

        “人们印象中的‘全国名牌大学’具备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理应‘聚天下英才而育之’,如今却成了‘聚本地生源而育之’的‘地方名牌大学’了。”

        公众诟病较多的这一现象,带来的弊端已不需多言,就连高校的老师自己也有了担心:大学是一个需要各种思想火花碰撞的学堂,与高中完全不同。但本地生源比例过高,招进来的学生都是本帮菜的料,教师们也深感,要发掘并融合各地特色,拓展学生视野和阅历,这些年来越来越难。现在世界名牌高校都以国际学生多为荣,我们的一些学校却连省份的界限都没有真正打开。这样下去,我们哪里还能创造出世界一流的大学呢?

        当法大本科招生要首次按省人口比例确定时,人们称其为“破冰之举”,今天,我们应该给予北京部分重点高校的招生比例变革以热烈的掌声,它们在以实际行动改变不合理的现状。我们希望它们的行动,能成为全国高校的示范。全国性的重点高校都应该逐步效仿,打破省份界限,增加外省学生的招生比例;地方性的普通高校要做的是,打破省市界限,增加外省外市学生的招生比例。而地方政府要从大局、从长远出发,支持高校的招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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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考生提供信息服务才是真公平
         
          2006-04-17 09:03:58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钟晓慧(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研究生)

         
           中国政法大学近日公布了新的招生计划,兑现了校长徐显明在两会期间的一项改革承诺,即按照各省的人口比例分配招生名额。新计划的确带来了一些变化,例如北京的招生数量下降,一些人口大省的招生数量上升。有些媒体将此报道为更符合公平的高校招生“破冰之举”,有些反对意见则认为这是向后倒退的“大跃进”,使新疆、青海等边远省区的利益受损。

          面对这样的争论,我觉得两边都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因为中国的地区差距和教育不平等都太严重,仅仅是招生指标上的些小比例改变,对于扭转这种不平等来说其实作用很小,也未必就能使现状更加恶化。换句话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状况,不是高校的力量可以改变的。

          那么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谈论公平的招生政策有意义吗?可以做得到吗?我认为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要改变我们的政策思路。高校招生政策的公平不能理解为指标分配的公平,而应该理解为一视同仁地为所有考生提供信息和服务,帮助考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方面形成合理的个人决策。在这个意义上,高校应该平等地对所有人开放。

          欧美国家的大学都是这样做的。他们面对来自全球各地的入学申请,名额又非常有限,学生的竞争程度和学校录取的工作量绝不亚于我们的大学所面对的高考。他们的录取也有种族、性别、阶层、地区甚至国别的比例考虑。但为什么这些大学可以声称自己的招生政策是平等的而却不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呢?

          因为这些大学为每一个想报考的学生提供尽可能详尽的信息,帮助学生自己做判断。这些信息包括,学校规模、专业排名、教授阵容、教学特色、学费标准、食宿条件、工作机会、毕业去向等等。这些信息可以细致到宿舍房间有多大,提供哪些具体的生活设施,当地的生活水准怎么样,交通情况怎么样,甚至气候条件怎么样。没有哪所学校会承诺你能否申请成功,能否学习成功,能否就业成功,但是任何一所学校都会告诉你,为了帮助你成功,我们可以做什么。

          因为这些信息都是以满足学生的需求为着眼点的,所以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专业喜好与经济承受力做选择。怎样做才能使自己的选择合理而有较大的成功概率,这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过程,其中充满挫折。但也正因为如此,成功是平等机会下的成功,每个人都因此而认识了自己。

          相比之下,我们虽然迫切希望建设国际一流大学,但是却不学习国际一流大学是怎样对待学生的。在高考和招生问题上,高校的改革措施都是管理本位而不是学生本位的,都是我怎么挑学生,而不是让学生学会怎样挑学校。学生唯一能做的努力就是拼命考一个高分。在志愿选择上,很多学生的选择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家长的选择、老师的选择、社会流行观念的选择,甚至是地方政府政绩压力下的选择。

          参照国外的经验,大学招生环节上的改革,应当更多地着眼于为学生提供充分而客观的信息。一所大学可能整体名气很大,但是其中一些专业和院系在全国比较并不是很强,反过来,排名不高的学校,也有很出色的专业。有些所谓热门的专业,就业情况并不理想。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有责任让学生了解更多的信息。然而只要看一看高校的网页以及种种所谓高考资料,就知道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信息是多么缺乏。在这些方面多做一些实际工作,比划分各省招生比例,更能够给最大多数学生提供最大帮助。

          越是有名气的大学,越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来读。在录取标准和比例上,也许永远会有争论。但是,越是有名气的大学,越是应该而且能够为所有考生的公共需求提供公共信息和公共服务。我们的大学如果能够在后一个方面做出公平努力,学生以及社会各界就能够对大学的录取标准报之以公平对待。

          本文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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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法大的高考改革与“大跃进”何干?[/B]  
         
          时间:2006年04月18日10:14   【来源:红网】 【作者:雨水】
         
          日前,中国法学会组织了“招改”谈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问题的座谈会,复旦和法大在高招上的新尝试,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在孙东东教授看来,中国政法大学高招改革是不现实的,“可以说是‘大跃进’的翻版。”(2006年4月14日《新京报》)

          作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专家顾问的孙东东先生,看来是经历过“大跃进”并且深谙文革笔法的。他认为,如果真的采取按照人口比例录取的标准,青海、西藏等幅员辽阔但人口不多的省份将首当其冲受到损害。是不是如此,当然可以讨论。但是,上述的“损害”为什么“可以说是‘大跃进’的翻版”?这“帽子”未免太大,难免让人摸不者头脑。

          不论孙东东教授是从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角度,还是以教育部专家顾问的位置发表此种高见,我以为他都是本着严谨的、科学的、理性的态度,讲究实事求是的吧?中国政法大学高招改革是不是不现实,作为“专家”完全可以进行讨论。只是,讨论中先给对方冠以“大跃进”的名号,自己就能首先立于不败之地,保持一贯正确的面目?这幅嘴脸实在是令世人厌恶。

          看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是反对“大跃进”的,只是喜欢弄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例如,在招博士生的时候做些手脚,舍笔试第一的考生不取,录取面试中感觉较好的女士,这当然体现出博导的个人喜好,他人无可非议。博导也是人。至于北大法学院副院长不经考试,“悄悄”地成为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博士生,更加体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自主招生的必要性。这些当然都与“大跃进”相距甚远。“大跃进”起码主观上是希望中国进步的更快一些,可是搞学术腐败,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是让人民群众吃不消的。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表示,该校今年将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省人口比例确定。对此,教育部的表态比较谨慎,认为高校在招生方面拥有自主权,只要在自主权的范围之内,高校有权选择自己的招生办法,法大的做法可视为“一种尝试”。

          徐显明明言,“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此言一出,褒贬不一”。今年,中国政法大学在河南、山东、四川的招生都达到或超过了100人,分别达到了102人、102人和100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在北京投放的招生计划由去年的185人下降为160人,降幅达到了13.51%。

          此消彼长,就会有人难受,谁动了“我”的奶酪?估计,受“损害”的并不是青海、西藏,而是所谓“基础教育搞得好的省份,会减少优质生源上大学的比例”。利益所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何必藏着掖着的,拐着弯指责中国政法大学搞“大跃进”,有必要吗?你要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曾几何时,北京大学搞文化大革命还如火如荼的,并没有深入反思,引以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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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推进高考公平的“大跃进”中国太需要了[/B]  
         
          时间:2006年04月18日10:15   【来源:红网】 【作者:舒圣祥】
         
          日前,中国法学会组织了“招改”谈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问题的座谈会,复旦和法大在高招上的新尝试,成了关注的焦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专家顾问孙东东表示,法大高招改革是不现实的,“可以说是‘大跃进’的翻版。”他认为,如果真的采取按照人口比例录取的标准,青海、西藏等幅员辽阔但人口不多的省份将首当其冲受到损害。(4月14日《新京报》)

          关于招生改革,今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复旦的“谈话招生”,二是政大的“人口招生”。前者拓宽的是传统笔试之外的面试招生路径,后者探索的是倍受期待之高考公平的矫正方向。当大众在为“谈话招生”这一“不可控的公平”有可能滋生腐败而担忧时,有关专家坚定地认为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当大众在为“人口招生”给高考公平前进的“一小步”而欢呼欣慰时,专家却斥之为“大跃进”的翻版——专家见识之“高”于平头大众者,怎一个“牛”字了得?

          在抛出“大跃进”论之前,孙东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还抛出过“炒作”论:按人口比例确定招生规模会造成当年(低水平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这是完全不懂高等教育的一种“炒作”。笔者一介草民,自然更“不懂教育”,但我却懂得一个最为基本的“人人平等”的道理——这是一种“初始公平”,是公平的底线。

          每一个考生在高考面前都有同等的录取机会,这就是“初始公平”;而按照“多投多得”原则对本地政府管辖范围投放更多的招生指标,以及对所谓基础教育落后省份的倾斜等,都只是“矫正公平”。“矫正公平”只能建立在对“初始公平”先行确认的基础上,而不是直接矫正“初始公平”本身以期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公平——这种“矫正”,实质只是剥夺一部分人存量的平等权利以满足另一部分人增量的平等权利。

          基于这样的理解,高考公平只能站在“人”的角度,而不能站在“区域”的角度。换言之,高考公平所要实现的应该是“人”意义上的“初始公平”,而不是“区域”意义上的“矫正公平”。按人口比例录取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的角度,但至少接近于这一目标——“人”是决定录取比例的因素,而本地不本地、教育发达不发达都不是。

          正因为如此,政大的改革是进步的,而“青海、西藏等幅员辽阔但人口不多的省份将首当其冲受到损害”依然是完全站在“区域”的角度,却置“人”于不顾——高考录取与幅员辽阔有什么关系,难道还应该按照地区面积确定录取比例吗?所谓“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更是罔顾现实的诋毁:按人口比例录取非但不是不注重成绩,相反正是对成绩的重视——发达地区的录取分数比人口大省要低上百分难道不是事实吗?如今,这些知名高校扎堆的地方录取指标争相对本地“倾斜”,才更像“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

          高考公平被“抗议海啸”声讨了这么多年,“抗日都该胜利了”,却不见有任何动静回应;如今,好不容易有个别大学良知发现,而且并非完全按人口比例录取,只降低了25个北京名额,顶多可算是“微调”——如此蜗牛般的速度,居然可以被人称作“大跃进”,岂不让人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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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法大学高招改革引发教育公平之争


             2006年04月24日06:37   中国青年报  



             今年,中国政法大学将按人口比例下达分省招生指标。具体办法是,用学校计划招生的2000个指标除以13亿,再乘以省份的人口数,基本上就是下达到各省的招生指标数。按照这一办法,该校在山东、河南、四川等人口大省的招生人数都将历史性地突破百人。


            该校的招生改革究竟能否真正促进教育公平?在部分法学专家当中引起争议。


            焦点一:是破冰之举,还是将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大滑坡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专家顾问孙东东说,这样的改革很理想化,但会造成生源水平参差不齐,违背高等教育选拔人才的宗旨。


            他认为,中国的教育资源还没富到可人人随意享用的程度,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如果全国的高校都按地区人口来分配招生指标,不顾各省教育水平的差异,最终将造成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整体大滑坡。


            他举例说,河南有七八十万名考生,但只有100多所大学在那儿招生;北京有540多所高校,考生只有十一二万名,但很多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宁愿降分也要录取北京考生,看中的就是学生的素质。所以说,各地基础教育资源的差距才是招生指标背后的根本问题。


            他表示,提倡教育公平没错,但保护弱者是用造血法还是输血法?我们是不是要好的更好、差的好起来?形式上的公平不能提高这些人口大省的基础教育水平,谈不上教育公平,还有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许章润却认为,目前媒体对中国政法大学改革的报道有些片面,除了人口数量以外,改革还考虑到了各地的考生数量、教育资源的差距,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有适当的照顾。虽然现在操作性还有待加强,但旨在落实教育权平等的指导思想是可取的。


            他说,教育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改变身份、提高社会地位和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手段,公平的教育条件对就学者本人、家庭的影响可想而知。毫无疑问,高等教育是要选拔人才,而人口基数大的地方,选拔到人才的可能性也相对大些。中国政法大学向这些地方多给名额也无可厚非。


            焦点二:教育不公是因为高校分布不均,还是招生指标分配不公平?


            孙东东说,现行的招生指标分配方式是对历年生源质量、当地基础教育水平、招生对象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当地生源人数等综合考虑的结果。相对来说,按地区分配招生指标更能照顾到基础教育薄弱地区的考生,是较为公平的分配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全国高校集中在东部沿海和发达地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望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单靠名额分配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许章润却认为,过去,大学依赖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各种支持,按地区分配招生指标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有的大学打出“推广普通话”的横幅,因为大部分学生都可以用方言交流。现在,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是一个整体,大学应该是多元化的,学生的生活方式、知识结构等都要多元。


            他说,高校相对集中导致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一时无法改变,但作为部属高校,应该采取措施尽量解决。中国政法大学的改革经过了慎重考虑,是一次积极的探索,尽管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方式,成效如何也要等一两年之后才好下结论,但如果面对问题无所作为是更大的错误。


            焦点三:高校制定招生来源计划是否要公开听证?


            孙东东认为,北大、清华拥有招生自主权,但自主招生的名额一般不超过当年学校招生计划的5%。高校招生自主权当然需要监督,但要考虑招生成本。十几年前,北大招一个学生就得1000多元,按这个标准,今年招2000多个学生就得200多万元的经费。“很多学校的老师跟我讲,他们没有这个实力,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然而,通过举行全国公开听证来监督高校招生自主权却不具可行性。找什么人,根据什么监督都没有规定,还会增加招生成本,国家根本负担不了。高考制度要改,但是要经过理性思考,进行实质性的、内容上的改革,而不是在形式上寻求正义。


            许章润认为,高校招生自主权并不等同于降分录取或者招收艺术、体育特长生,但高校有权根据学校发展需要,依照法律相关规定,自主决定本校招考形式、学生数量、开设专业、培养方式等等,是一个涉及高校自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并没有义务就招生指标举行听证,作为教育机构,它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要听证。


            但他认为,作为公共权力部门的教育部,要出台一项涉及不同利益群体的政策(如大规模改变招生计划),就要在阳光下进行,听取各方意见,因为透明的程序是科学决策的前提。


            “至于公开听证的成本,我认为现代社会运作就是高成本的。如果顾及成本,那么,一旦出错,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更高,造成的恶果更大。”本报记者 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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