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杰：为什么学校公共生活需要学生自治
[SIZE=4] 章丘中学可以说是一所“巨无霸”学校了，学校占地一百多亩，教学班一百多个。显然，如何管理这样一所学校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到那所学校去当校长，与其说是一种荣耀，不如说是一种“苦刑”。我见到那里的领导班子成员每天轮流在值夜班，处理不完的学生事件，简直是焦头烂额，不堪重负。如果能让学生自主管理，由他们自己来维护学校秩序，那该多么美好！
可是，学生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吗？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我们的孩子自我管理能力很差，调皮捣蛋的显然多于尊规守纪的。我们对学生充满着不信任，难道他们值得信任吗？
[B][COLOR=#ff0000]我认为，学生们不会自主管理，那主要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我们成年人的问题。[/SIZE][/B]
[B][COLOR=#ff0000]问题之一是将自主管理认定为通过我们信任的小干部对其他人实施的管理。[/COLOR][/B]我们一开始就把学生当成是需要严格管束的对象，而学校“警力”不够，需要从学生中选拔出“优秀分子”（宣示效忠于教师的孩子）做我们的助手，替我们监管其他学生，或者为我们提供秘密信息，我们支持和助长学生“告密”之风，给予那些助手们以特殊的奖励，或者给予他们某种特权，只会加剧学校的不信任。不信任关系伤害到小干部的人格，使他们陷入孤立的境地，更严重的是，学生之间和师生间的平等被打破了。
平等对于秩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B][COLOR=#ff0000]历史上最不守纪律的是奴隶而不是自由民和公民。[/COLOR][/B]在托克维尔看来，“平等，每天都给予大众中的每一个人以细微的快乐……”如果人们感受不到被平等对待，就会在心底里升起怨恨的情绪，这种情绪只会催促人们的非理性的破坏和堕落，而不会帮助人们去建设道德高尚。
[B][COLOR=#ff0000]问题之二是为学生自主管理设定了先决条件而将一部分学生排除在外。[/COLOR][/B]我们认为，那些问题学生，他们没有资格参与管理，他们连自己都管办好，怎么可以管理学生事务呢？康德当年也曾提出，选举权“以公民个人独立或自足为先决条件。”因为那些仆人、未成年人、妇女等等不能养活自己，他们“仅仅是国家的附属，而不是积极的独立的个体，”他们受到“别人必要的控制和保护。”出于这个原因，可以正当地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可是，他的这一论调早就被批判掉了。
在学生自主管理公共事务问题上，每个人都和其他人一样享有权利，将任何人排除在外，都是一种人格上的不公。穆勒直言说，那些“没有投票权，没有希望得到这种权利的人，要么永远会表示不满，要么会感到整个社会事务与之无关。”让学生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比如宿舍和食堂，比如走廊清洁和财产保护，不只是学生的一种特权或权利，严格说来它是一种义务。生活在学校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依照他对“公共善的最好的最善良的意见”来发表意见。
[B][COLOR=#ff0000]问题之三是不注重公共精神的训练。[/COLOR][COLOR=#ff0000]大凡专制统治都依靠恐惧，君主制依靠荣誉体系，而自主管理则依靠德性。学生的德性从哪里来？不是从说教里来，而是从管理学校公共事务的实践中来的。[/COLOR][/B]学校应更大胆地将学校公共事务管理权委托给所有学生，让在学校中是个“人”而不是“奴隶”，应让他们在实践中，在“尝试错误”的过程中学会管理；这样，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公众的一部分，任何对别人利益的考虑也就是对他自己利益的考虑。穆勒曾告诉我们，“通过个体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所培养起来的道德感，即便很稀薄，”也会使得一个人能够“权衡各种利益而不仅仅是其自己的利益；能够在其指导下，依据其他的准则，而不是依据其一己之私面对各种冲突的看法；能够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运用各种准则和原理，因为这些准则和原理具有公共善”。
[B][COLOR=#ff0000]问题之四是没有让学生参与学校规章的创制。[/COLOR][/B]我们不能让学生感觉规则就是对他们行为的规制，是外部强加给他们的律令；而应鼓励他们学会自己起草和修订针对他们日常校园生活的规章，要告诉他们规则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要告诉他们“爱你们自己制定的规章就是爱学校”。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通过参与制订法律，所有的自由民，包括穷人，都会更倾向于遵守法律”。
消除以上问题，真正让学生承担起学生公共生活的自治之职，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道德。学校的道德归根结底在于我们能不能放弃对学校每个角落的监控和对每根神经细胞的渗透，从而给出学生们足够多的时间和空间来自治，正如我们成年人正在而且愈加渴望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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