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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关注博导问题
[B]北大博导试点的亮点与难点[/B]

    2005年07月11日10:51  蔡方华
   
  北京大学在部分院系试点改革博士生导师制度,一是博士生与老师进行双向选择,二是取消博导终身制,三是今年有49位副教授获得了博导资格,讲师也有可能走上博导位置。研读各报所提供的相关信息,不难发现,在北大所提供的这些“要点”中,包含着一种对付大众舆论所采取的折中策略,这不仅显示出北大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着谨慎的“步调”,同时也反映出,大学对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多少有些“敬畏”与无奈。

  为什么说北大在信息发布方面存在折中性呢?这条新闻的主体内容乃是告诉社会,北大有49位副教授走上了博导岗位。如此大规模的新军上岗,难免会引来各种猜测,比如,这会不会导致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降低?为了事先回答这样的诘难,北大针对博导采取了双向选择和取消终身制两大改革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众所周知,报考北大的博士是许多人的梦想,但凡考取了北大的博士生,不大可能因为对导师过于挑剔而放弃学习机会,所以,让学生选择导师多半是纸上谈兵。剩下的问题是,假如有的学生考取了北大相关院系的博士资格,却没有导师选择指导他们,那该怎么办呢?是给他们“拉郎配”,还是让他们自动退学?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会带来消极后果甚至是学术混乱。

  不过,建立博导退出机制仍然是此次北大改革的亮点。取消博导终身制,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大学的学术活力,能为年轻教师提供更多的机会,也能让副教授乃至讲师名正言顺地走上博导舞台。这一制度的潜在效应是,博导们不仅会在学术上自我砥砺,还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名声,那些试图利用博士教育的供求关系大搞学术交易的人,面临着下岗的危险。但是,这一退出机制需要公正有效的实施办法,否则就有可能成为摆设。

  像义务教育一样,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某些问题甚至抵达了一个非改不可的“阈值”。去年,北大曾经爆出“博导门”事件,河海大学法律系讲师甘德怀在笔试取得第一的情况下,却因面试不及格而落榜,随后在网络上张贴文章为自己喊冤,引发了北大博士招生是否存在黑箱操作的大讨论,但是透过沸沸扬扬的情绪化讨伐,我们看到的却是北大缺乏教学自主权的窘境。在严肃的学术环境中,是否录取一个博士生,本来完全应该由大学说了算,而不是由公民投票来表决,但由于大学及教授的学术自主权没有合法的地位,以及高等教育在制度设计方面过于强调公平,甘德怀事件才至于争论得那样热烈。同样,由于学术自主权得不到尊重,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先生近期公开宣布暂停招收硕士研究生。这些事件一再迫使我们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也让大学的管理者不得不寻找解决之道,北大的博导试点就可以算是一种积极而谨慎的应对。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大学自行设计的改革方案是严重受限的,北大博导试点能否获得成功,很重要的前提是教育大环境的转变和学术自主权的改善。如果在新的机制下,博士生的招生方法仍是大网捞鱼,而博导们只能被动接受博士生,那就有可能导致教学双方的强烈不适,这也是新机制的难点所在。因此,在充分肯定北大设计博导退出机制的同时,我们也要善意地提醒北大,要谨防削弱教学自主权的连带效应,要珍惜教授们的教学和学术热情,要重视“百年老店”的教育质量和学术品质,要善于听取公众的意见却又不畏惧盲目的批评,做到这几点也许很难,但是,谁让我们只有一个北大呢?

    来源:《北京青年报》 (责任编辑:关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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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北大博导改革探索可贵推广难[/B]
 
    佚名   2005年07月12日09:47
 
  北京大学最近频频推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措施,继前不久的“副教授可以带博士”后,近日又决定在校内试点实行不固定的博导资格制,以“淡化博导制度”(据7月1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近些年,博士生导师制度的不合理之处日渐凸显,遭受诟病也越来越多。

  北大此举,显然是为了从制度上改变以往的博导终身制、博导“待遇化”,还博导以本来面目。其实际作用和象征意义,无疑相当巨大。不过,要将北大的措施推而广之,面临的难题仍不会少。

  首先,博导终身制废除后,以前的博导所享受的待遇,是不是随之取消?如果取消,又如何取消?一刀切地重新来过,还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如果是前者,从改革的力度上看,是比较彻底,但很可能遇到阻力,因为当下高校中,博导与官职挂钩的比例相当高,结果很容易变成一种变相的利益重新分配。如果是后者,震荡虽然比较小,但显然不符合改革的基本原则。

  其次,按照北大的试点方案,博导资格的取得,需要博士生与导师进行双向选择。博导一方选择学生不成问题,问题是由博士生来自由选择导师时怎么操作。如果是按照现有的“一个萝卜一个坑”,还好办,但如果学生执意奔着某一专业的一个名教授去,形成某位博导“以一带十”、其他教授没人可带的局面,怎么处理?如果硬性限制博导带博士生的数量,一方面可能影响招生,减少专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与双向选择的政策以及学生的自主权相抵牾。

  第三,导师课题经费问题。去年,曾有高层教育管理人士声称,没有课题(经费)的导师,不能带研究生。这位高层教育管理人士没有错,他说的是国外的经验,所谓“国际惯例”。但这种国际惯例却不尽适合当下中国的现实。

  现在,国内高校的博硕士点不断增加,但课题经费的发放,无论从数量方面,还是分配的合理性和制度的完善方面都十分滞后。据观察,国内的大学中,至少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在职博硕导没有申请到相关的课题经费。也就是说,按高层教育管理人士的标准,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导师,是在进行“无证驾驶”。

  而依据北大的这次试点方案,条件合适的讲师也有资格带博士。这又出现一个新问题:他们的课题经费从何而来?因为众所周知,现在学术课题的审批,受许多因素影响。一般地看,专家们大多重视外在的东西,如职称、学位的高下与梯队人员的数量,至于课题的论证、申请人实际的学术水平(主要体现于前期成果上)以及课题的学术价值则均在其次。因此,一个讲师如果不拉本学科的教授来组成强大的申报梯队,是很难拿到课题的。

  第四,关键是谁来认定、怎样认定博导资格。当下中国大学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学术不公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正是由于学术上的不公正,导致了一系列学术腐败现象的出现。而造成学术不公正的主要原因,是学术体制的总体上的不健全。

  从这个意义上看,北大的这种改革仍属权宜之计。因为传统的博导资格的认定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依旧是各级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依旧是那些人,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工作依旧缺乏有效的监督。至于其中如程序上的缺陷,也是有目共睹的。

  总之,我们十分看重并赞赏北大的这个教育改革,它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会积累一定的经验,但在目前情况下,要期望它对现有的大学制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还有诸多障碍要克服。

  《江南时报》 (2005年07月12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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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博导终生制演变成太上皇 应不固定博导资格制[/B]
 
    2005年7月12日09:58    来源:[ 新华网 ]  
 
  北京大学日前宣布改革博士生导师选聘制度的一个引人关注之点,就是“博导”指导的博士生连续几年不能正常毕业,学校将取消指导老师的“博导”资格。这是北大在博士生导师选聘制度上的重大变革。这意味着,“博导”这个在我国有着诸多光环的称谓,也将有进有退,打破终身制。

  我国自实行学位制度以来,高校一直实行严格的博士生指导老师选聘制度。“博导”一般是本学科、专业的学术带头人,是本学科内学术造诣深、学术水平领先的教授、研究员或者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由于博士生导师是在教授的基础上选聘的,很多单位为表示尊重,也给予了“博导”高于教授的特别待遇。这样就在事实形成了在教授之上的又一个阶层--“博导”。久而久之,“博导”除了代表一个人在学术上的造诣外,更成了一种很高的荣誉。而且,“博导”的桂冠一旦戴上,就没有再取下这一说,形成了事实上的“博导”终身制。

  事实上,这种“博导”选聘制度所带来的弊病日益显露。最主要的问题是,一些老师成为“博导”后,便做起了“太上皇”,人际交往、社会活动大量增加,但在学术上却停滞不前,距离“博导”的要求越来越远,虽已得不到学术同行甚至是学生的认可,但“博导”的帽子却照戴不误。其实,在国外,不论是教授、副教授,还是讲师,只要符合有博士学位、有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所在学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本人有相当的学术水平等,就能带博士生。在那里,博士生导师仅仅是一个流动的工作岗位,而不是什么终身制的待遇。

  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力,“博导”也不例外。打破“博导”终身制,让有资格的人都能参与竞争,让“博导”们能进能退,是势在必行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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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欲去“博导终身”,先废“博士点终身”[/B]
 
    2005年07月11日11:08  来源:新京报
 
  北大今年先在历史系、教育学院等院系进行试点:淡化博导荣誉性质,还原其岗位特征,博士生入学后将自己挑选导师,同时,通过院系博导资格审查的老师也挑选学生。双向选择后老师才有资格被聘为博导,如果指导的博士连续几年不能正常毕业,博导资格将被取消。

  只要具备一定条件,讲师也可当博导,博导只是一个流动的工作岗位,不带博士生就不能称之为博导。(昨日《中国青年报》)

  看上去确实像一个挺美的制度矫正,通过资格与身份脱钩,头衔与岗位挂钩,博导的职业责任和岗位色彩将会得到强化,过去那种博导身份一劳永逸从而误人子弟的现象可望在“去终身化”中终结———不过多用点脑子就会发现,这种预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美化罢了。

  说是要“废除博导终身制”———我想问的是,我们什么时候规定过实行的是“博导终身制”?哪个文件中明文确定博导是可以终身的?人们常挂在嘴上的所谓博导终身制,不过依赖于许多既有博士招生体制的一种习惯,或曰“非正式制度”,是其他“源制度安排”的一种必然结果罢了。既然本就没有明文规定什么“博导终身制”,想通过“废除”来革除其弊端,也就是无的放矢的空谈了。

  笔者说这段话的意思是:既然从未明文实行过博导终身制,寄望于“废除”是不行的,明文可以废除,而习惯或非正式制度是废除不了的,只有废除支撑这种习惯背后的正式制度,才能革除恶习以及恶习滋生的种种弊端———而支撑“博导终身制”

  这个非正式制度的制度是什么呢?是缺乏严格逐出机制的“博士点终身制”和僵化的“教授终身制”。

  在考察高校招生简章上的博士点数量时,我们发现,它们数量似乎从不会减少,一直在增加;再看许多学校,为申报博士点时,高薪聘请或借来一堆名师,可那些名师离开后,博士点却依然保存———这些事实表明,我们实行的是“评上后就一劳永逸”的“博士点终身制”。而为了支撑这种“博士点终身制”,“博导终身制”就应运而生:有博士点,就要有博士生导师,即使资格够不上,即使没有能力指导博士、没有经费招收博士了,可为了维持博士点的身份,不够格的人仍然占着导师的身份———“导师终身”是“博士点终身”的自然产儿。

  另一个痼疾是僵化的“教授终身制”。副教授和讲师能直升博导,为何不能当教授呢?正如有评论者指出:在某些西方高校中,一个系里甚至只有一个教授,副教授博导的出现事出必然。而在国内,批量化生产和终身制造成在高校中教授人满为患,能上不能下,与其大量提拔那些不能当教授的副教授和讲师做博导,不如先淘汰掉那些不能做博导的教授。

  不先打破“教授终身制”的话,这种打破“博导终身制”的单向度改革没有任何意义,教授泛滥与副教授博导并存,这只能加剧两种体制在教育中的混乱和冲突。

  这两个痼疾不除,所谓的废除“博导终身制”将没有什么意义。其实华中师大和武汉大学几年前就实施了这种改革,当时也曾传为改革佳话,可效果如何呢?从两所学校的沉默与后来者的回避可以看出,改革是不如人意甚至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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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博导怎成了非驴非马的资格?[/B]
 
    2005年07月13日08:50  许纪霖(上海学者) 来源:新京报
 
  北大日前宣布,将对博士生制度进行改革,打破博士生导师终身制,符合导师条件的副教授和讲师都可以申请上岗。这一改革向国际惯例又迈进了一步,自然令人欢迎。不过,北大的这一淡化博导举措,会有全国示范意义吗?

  [B]博导的走红意味着教授的贬值[/B]

  我个人对此并不乐观。博士生导师,从表面来看,似乎只是一个岗位,事实上,在中国高校里早已成为比教授更高一级的学术资格。岂止是荣誉,博士生导师还享有比一般教授更高的岗位津贴。教授要成为博导,须经过正式的填表申请和校内外专家的匿名评审,方能获得这一超级教授之资格。尽管这几年教育管理部门再三呼吁淡化博导,强调博导不是比教授高一级的学术资格,但社会上却全然不理会这一切:两年一度的申请博士点大战愈演愈烈,可以说到了惨烈的地步;教授之间争当博导也同样剑拔弩张,而社会舆论对博导也是另眼看待,报纸杂志注明学者身份时,照例要加一句:博士生导师,以证明其权威资格。

  博导的走红,从另一面来说,则意味着教授的贬值。为什么在中国,教授之上还会有一个博导?即使管理部门再三声明,社会依然我行我素?

  要解开这一个谜,只消比较一下中外大学教师学术职位系列就清楚了。在中国,高校的学术职称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四级,而在国外比如美国,则是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三级(讲师属于非研究类的专任教师)。

  从表面来看,似乎中国的学术台阶比美国要多一级。事实上却是少了一级。同样的博士生留校任教,在美国先要当6年的助理教授,才有可能获得终身职位,成为副教授,然后再经过至少6年时间,才有可能成为教授,从博士毕业到教授起码需要12年。但在中国,理论上只需要7年:博士留校即自动成为讲师,2年以后可以申请副教授,副教授5年以后,即可申请成为教授。

  12年与7年,其间最大的差别是中国缺了助理教授这一环节。不要小看这一环节,这5年正是考验一个青年学者是否真正下决心以学术为志业的关键5年。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从博士毕业到学术的顶端位置,理论上只需花7年时间,而其后漫漫的30年学术生涯,全然失去了任何激励机制,一大批芸芸教授们,不分彼此,你好我好。学院内部也好,社会舆论也好,自然而然地需要一个教授的分层机制。于是,所谓的博士生导师便阴差阳错地担负起这一功能:将教授们分为博导和非博导两种。

  而这一分疏,事实上又极其不公平,一个教授哪怕水准再高,只要你所在的学科没有博士点,就只能屈居非博导的卑微地位;而拿到博士点的学科,只要名额有空缺,哪怕是平庸之辈,照样可以理所当然地当博导。

  [B]大把大把的教授不适合学术竞争[/B]

  显然,只要中国大学的学术职称系列不改变,北大的经验就难以推广,博导在众多大学中,依然是一种比教授更高的学术资格。这是对目前畸形的学术职称系列的自然纠正,除非改变这一不合理的职称系列。

  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这四级职称系列,在历史上曾经有其合理性。过去博士很少,一般是本科或硕士毕业即可留校任教。本科毕业先当小助教,5年以后再申请讲师;而硕士毕业当2年助教,然后申请讲师。从助教到教授,有12-15年左右的漫长时间。

  然而,如今的大学特别是研究性大学里面,一般留校任教的都须拥有博士头衔,助教已经成为像大熊猫一般的稀有品种,而讲师也是凤毛麟角,大把大把的倒是教授和副教授们,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倒金字塔型。这样的倒金字塔是最不适合学术竞争的。在庞大的塔尖,出现博导这样一个非驴非马的“怪物”,也就不奇怪了。

  要淡化博导,使之成为真正的工作岗位,而非事实上的学术资格,惟有一个办法,就是与国际全面接轨:改变已经陈旧过时的四级职称制,像美国等众多发达国家那样,实行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三级职称制。建议教育部、国家人事部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这倒不属于可以下放给各大学的自主权限,而是应该由国家统一规划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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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博导就是一个工作岗位[/B]
 
    2005年07月11日10:38  新疆石河子市杨锦  来源:《东方早报》
 
  北大有关人士近日透露,北大将在部分专业、系和学院进行试点,实行不固定博导资格制,据悉,今年,北大的改革进一步深入,已有49位副教授获得博导资格。

  本来,在现代西方高等教育制度中,博导就是一种工作岗位,但移植到了中国后就变成了一种代表学术层次的资格身份。在人们的印象里,“博导”是高于教授的另一职称,这已成为“中国特色”的又一奇观。然而,随着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它的弊病逐渐显露。如那些没有博导头衔,但具有很深学术造诣的教授却没有崭露头角的机会。

  说实话,有的教授可能因为职称终身制,有了博导头衔后,反而不思进取,学术能力远远滞后于学科前沿,甚至腹中学问只是些“陈年旧事”,“博导”成了名誉头衔,学生拜在这些“博导”门下,岂不误了前程?从根本上说,“博导”不是一项荣誉,而只是一个工作岗位。不管是讲师、副教授还是教授,只要他的执教能力和科研能力能够胜任这个岗位的工作,他理应能够当“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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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高博士生质量 让博士生导师恢复本来面目[/B]
 
    2005年7月13日15:23   [ 蔡闯 ]  来源:[ 光明网 ]  
 
  嘉宾: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王仰麟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副院长    李子臣

  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 高 岱

  日前,北京大学宣布,2006年研究生招生政策将发生一系列重大改变,特别是部分院系在招生专业目录中未列出导师名单,而是待考生被录取后,学生与老师“双向选择”,以最终确定研究生导师。继2003年北京大学化学院齐利民副教授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后,今年北大又有49位副教授获此资格。近20年来,在不少人心目中比教授更高的博导头衔,在北大正在被淡化。

  [B]博导译成英文国际同行恐怕都别扭[/B]

  教育周刊:这次研究生招生中,北大在部分院系实际上“取消”了博导——在学生选择前,大家都不是博导;如果不被学生选择,任何人都成不了博导。同时,一批副教授也获得了博导资格,可以和教授们一起接受学生的选择,进而带博士生。可以说,博导头上的光环,被北大“一刀”砍掉了。

  王仰麟: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始于6年前。2000年,北大就尝试性地提出可以允许部分专业业务很突出的副教授参与博导遴选,当时有一批年轻人提出申报,但最终没有一个人获得博导资格。2001年也是如此。此后这个尝试一度中止。那个时候,让副教授作博导似乎有些“超前”了。

  目前,北大校内的博导遴选包括三种方式:一是传统、惯例式的,就是只有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学者才具备申报博导的基本条件;二是将博导基本条件扩大到副教授,三是像历史系、教育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院系实行的教师申报、院系相关学术机构认定、师生双向选择的方式。我们没有“一刀切”,我个人认为这三种方式在今后几年中还会一直下去,不同院系、不同学科会根据自身发展实际选择相应的博导遴选制度。但是,博导被淡化是大势所趋。

  高岱:博导确实在中国高等教育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第一批博导是国务院审批的,他们是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界的佼佼者。今天,在人们的意识中,博导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职务、一个职称,好像是指比教授水平更高的那一部分人。有的学者在名片上宁可不印“教授”,也要印上“博导”。在一些国际交往中,这往往使我们很尴尬:国外没有与博导相对应的称谓,博导怎么能译成英文呢?在欧美教育界,博导就是一项工作而已。这项工作教授能做,副教授、讲师同样能做。顺便说一句:所谓博士后,也不是比博士更高的学位、职称,而是一项工作,是完成博士学业后的一个工作阶段,一些人却以为博士后比教授还值钱。这种对博士后、博导认识上的误差,说明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规律认识得还不够。比如北大的老师选择博士生,40%以上笔试成绩排第一的学生反而不会被录取,因为博士生的能力并不完全体现在考试上。

  李子臣:北大改革博导制度,并不是食洋不化的照搬。因为我们确实感觉到,必须让年轻人充实到博导队伍中来。很多年轻的副教授、讲师,在他们读博士、作博士后工作时,头脑中就有了很好的想法。他们有良好的学术背景,前沿的研究课题,有热情、精力,应该给他们这个平台。

  [B]博导失于论资排辈[/B]

  教育周刊:已经有不少人谈论过关于博导制的负面影响。你们认为传统博导制的最大缺欠在哪里?

  高岱:在于人才的浪费。按原来的办法,年轻人进了学校,先要耗上5年,甚至8年,评上教授以后才能去作博导。既使耗到了那个时候,原本是站在学术前沿上的东西也已经落伍了。

  王仰麟: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不少学校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寻求解决方案。比如成立博士生指导小组,研究生挂在博导名下,部分甚至大部分具体工作由年轻的副教授、讲师去承担。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似乎对年轻人不太公平,不利于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事实上,经过了规范研究生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活跃在教学科研一线的青年学者,应该完全有能力比较独立地承担研究生包括博士生的指导工作。

  李子臣:2001年,我们开始招收硕博连读的研究生,那时就发现一些优秀教师,因为不是博导就不能带学生。有的青年教师没学生带,每个实验都要自己去做,浪费了时间、精力,想向他学的学生又学不到。2003年,齐利民成为北大第一位获得博导资格的副教授。事实证明他带的博士生非常好。今年,我们有21位年轻教师提出博导资格审请,经过严格评审,16人获得通过。原来年轻教师作了工作,博士生论文上的指导教师却不是他。现在他们有了这个机会,经过自己和研究生的共同努力,培养出优秀的博士,对于教师来说,这是最高的奖赏。

  [B]博导的任务是提高博士研究生质量[/B]

  王仰麟: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尤其是规模增大速度很快。与此同时,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特别是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而提升研究生质量,首先是导师队伍的建设必须加强。我们国家规范的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制度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还处于“青少年时期”,围绕质量目标的各类制度创新探索势必成为我们学位和研究生教育现阶段的重要任务,博导遴选办法的改变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

  李子臣:这项改革推出后,学界普遍欢迎,但不了解高等教育的人则表示出不理解。让副教授、讲师作博导,不是降低了博导的标准,而是让站在学术前沿的最活跃的人去带研究生,让他们带给研究生好的研究方向、充足的研究经费、明确的培养计划。目前我们的研究生压力很大,学生们自己非常重视学习质量,我们就必须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平台和最优秀的师资。今年,我们学院第一批副教授带的博士研究生已经毕业了,事实证明这些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很好,因为导师在工作上很“玩命”,所以学生学到了很多东西。

  高岱:淡化博导是体制上的创新。北大为这项工作作了多年准备,而且具备了这方面的条件。比如我们不少院系都是一级学科,不必再去争博士点了。这项改革,必须建立在整体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冷静地对待这个问题,切不可一哄而起,仿效这种作法。但是作为中国最好的高校之一,我们有责任揭示这个规律,淡化博导制,这是与北大的条件和需求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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