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red]一位十四年教龄的省级示范高中教师对教育的拷问[/COLOR]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每家神龛之“天地君亲师”神位上，教师也占一席之地，可见，教师和教育在中国人心目中是较有地位的。
时至今日，教育在国人心中却面目全非。义务教育乱收费，重点高中按分收费，大学教育高价收费，此外，招生腐败 、论文剽窃，考试作弊、“舍身”保研，争先恐后，层出不穷……好端端的一个圣洁杏坛，给弄得臭气熏天，斯文扫地。如今的教育，已经成为追逐铜臭、唯利是图的一块遮羞布，抛弃了教育的应有之义。人们不禁要问：教育，你抛弃了什么？，你又是为了谁？。
[COLOR=blue]一、抛弃了“道义”[/COLOR]
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如今的教育，除了成为学生谋生的工具，哪有一丝“传道”的影子？基础教育“全面”追求升学率，有分就是娘，升学便是爹，一俊遮百丑，哪还顾及学生的思想道德，部分学生成为分数的巨人，道义的侏儒。浙江某中学生杀母，清华学子给熊泼硫酸，刚从新华网上得知，湖南湘乡某中学老师收缴学生课外书被学生刺中17刀，学生的道德品质江河日下。更为严重的是某些教师自身道德品质低下，抹牌赌博、吃请索礼，给学生瞎订资料乱收费，甚至猥亵非礼女学生……教师的形象每况愈下。如果教师都见利忘义，他们教育出来的学生能见利思义吗？如果教师都在想方设法编制各种名目从学生身上搜刮钱财，他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岂能不是拜金主义者吗？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如果教师的道德人格都有问题，又如何去培养学生呢？ 教育都抛弃了道义，又如何奢望社会能见义勇为呢？
[COLOR=blue]二、抛弃了“关怀”[/COLOR]
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部分人错误或片面理解市场法则，认为一切领域都秉承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过度相信竞争，从而抛弃了关怀。事实上，即便在经济领域，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也是有所限制的，像瑞典等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尚且主动扶持工农弱势阶层，以抵消市场竞争的两极分化，更不用说作为一向标榜为正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公益事业的教育了！
而我们有些教育工作者甚至是某些国外回来的专家学者，却特别注重竞争而抛弃了关怀，在他们眼里，只有分数和金钱，教育就是摇钱树。殊不知，教育是最不能以纯经济观点来衡量的，最需要关怀的，如冰心女士所说“教育就是爱。”
但在升学压力下，基础教育工作者眼中只有升学率，哪能奢望关怀和爱。君不见，十几岁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天还没亮，就已经背起了书包上学，晚上九、十点才放学，回家后还经常做作业到深夜，书山题海，没日没夜，以致国外记者感叹中国中学生是中国最辛苦的人。即便如此，也不可能人人每次都考好，每次考试尤其是考后排名，对学生的心灵就是一场摧残和折磨。幼小的身心，承载了超重的负担，自然会产生心理疾患、身体虚弱、意志薄弱。上面所说的杀母、泼熊事件实际上都与应试重压之下的心理疾患有关，今年又听说某校千名大学新生军训竞有百人因身体虚弱而请假，与其说是身体虚弱不如意志薄弱，而意志薄弱，又与基础教育阶段缺乏心灵关怀难脱干系。
而我们的基础教育工作者不仅对此熟视无睹，而且还助纣为虐，在中学尤其是高中人为制造大量强校、弱校，以前是国、省、市、区重点，现在是国、 省、市示范中学，重点中学按分收钱，生源吃不了，规模扩大装不下，扩建、迁建面积几百亩，走进去仿佛置身大学，甚至超过大学；一般弱校生源吃不饱，降分也无人读，办公经费不足而岌岌可危。而国外真正先进的教育理念是：基础教育应该平等，学校不分等级，学生不分优劣，科目不分主次，平衡发展，培养兴趣，才能真正为高等学府输送真才实学、具有研究爱好的好学生。
由于基础教育的功利主义，致使学生在青少年阶段种下心理疾病隐患，到大学甚至到博士阶段出现自杀现象。仅据媒体公开报道，自去年4月以来，国内就发生了多起博士自杀事件。2004年9月22日，一名北大女博士跳楼身亡。2005年2月2日凌晨，厦门大学一在职博士生上吊自杀。5月7日晚9时许，北京大学一姓冯的数学系博士生坠楼死亡；6月21日，上海交通大学一博士生从徐家汇校区某大厦11层实验室坠楼身亡；8月20日，年仅26岁的衡阳籍博士生孟懿，在其就读的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跳楼身亡。遗书中，他直陈自己选择跳楼来结束生命的原因是——“厌世，想偷懒，精神抑郁”。9月14日凌晨，茅广军，这位浙江籍的双料博士，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却从他住的研究所28号家属楼4楼跳下，结束了他36岁的生命，没有留下片言只语。
如果仅仅是个别大学生或博士自杀，尚可理解，但如果接而连三，似有蔓延之势，就该好好总结我们的教育成败了。基础教育种下缺乏关怀的因，自然收获学子轻生的果！
一则来自北京的消息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46．6％的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目前的主要心理问题是“精神萎靡不振”，同时有10％的人认为目前大学生存在“自杀倾向”，（《新京报》9月15日）
[COLOR=blue] 三、 抛弃了公正[/COLOR]
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制度，虽然教育抛弃了道义和关怀，仅仅关注学生的分数，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制，相对于出身决定一切的世袭制，仍是一种进步，可问题是如今的教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都难以做到。就说众所周知也是群情激愤的高考录取划线，目前高考招生，除上海外，全国均采用统一的考试时间，统一的评分标准，但却没有统一的录取分数线。今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下来了，令人吃惊的是，第一批本科的山东的录取分数线居然比北京高上140分!高考总分才750分，高了近1／5！。有人说，北京、上海的学生综合素质高，所以高考分数线应该低些，对此，武汉大学有位教授（据说还是胡总书记的同班同学）不以为然，他说，这是一个因果倒置问题，不是你北京学生综合素质高，才要求高考分数低，而是你分数线低，学生有时间发展个性特长才导致综合素质高。如果这还不能服人，那么，请问，中国近现代以来，出现的英雄伟人、学者大师，为何大部分都在长江一线，而北京、上海倒寥寥无几？这一问，振聋发聩也耐人寻味，反对者哑口无言。
同一个国家，一样的试卷，一样的时间，却有不一样的标准。如果说对西部边穷地区从综合因素方面考虑尚可理解外，可北京上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教育资源，物质条件各方面均占有优势的地方还要剥夺其它省份的入学名额。只能说除了为富不仁强取豪夺之外，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词语。不实行全国统考的制度也罢了，既然实行了，那就只能以分数作为唯一的标准。如果不是，那统考有什么意义?
以2004年普通高校本科招生第一批院校分数线为例，天津：文科，520分，理科，495分；北京：文科，462，理科，469分；河南：文科，599，理科，589分，悬殊十分明显（5月26日新华网）。再从录取率看，2000年上海的毛入学率为37％，四川只有9％，上海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四川青年的4倍。2005年，上海录取比例接近八成（6月2日《东方早报》），而安徽也仅仅是三四成，前者是后者的2倍多。网上曾出现这样的笑话，某日，某社区论坛两个高中毕业生聊天，北京人说：“我们班有六成的同学考进了北大、清华”。福建人说：“按北京的录取标准，我们全校除一个傻子外都应该进北大、清华。”如今，谁还敢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既然分数面前都难以平等，于是人们就想曲线救国走捷径。今年高考，出现海南理科状元被取消报考重点大学资格的事件，因为该考生——湖北仙桃考生李洋是高考移民，也即是说由于湖北高考线太高，要上一个好大学较困难，但到海南这样分数线低的地区，则较容易考上好大学。其实这样的高考移民，早几年就很多了，李洋的悲剧在于他不该考得太好了，一不小心考上个状元，结果树大招风，撞到枪口。好在香港大学政策特殊，将其录取，否则又造就一个冤死鬼。
高考移民虽多，但手续麻烦，也不是人人都能搞掂的，所以有人就走向考试舞弊，不久前出现陕西高考试卷调包事件，县招办认为是学生个人行为——但很多家长仍认为疑幕重重，几个毛头学生，能在交卷的几分钟内，在没有任何外力帮助下完成这一较为复杂过程？鬼才相信。现今，教育抛弃公正愈演愈烈，前不久，武汉市中考，竟出现试题泄密重大事故，中考前就有很多学生知道作文和数学原题，结果也应验，群众反响强烈，据说市教研室为此而被告，闹得不可开交。有人说某些中学为提高升学率买通市教研室，有人说市教研室为经济利益，有意将中考试题出在市教研室命制的最后训练试卷，而且这样的事情已经很普遍，大家都心照不宣，结果很多优秀学生反而没考赢中等学生，看来，学得好不如钻营得妙，表面上的分数面前平等，掩盖了实际的不平等。
本来，国家为了发展民办教育，规定公办学校不准办复读班，接纳复读生，但行政主管部门却要横刀夺爱，打着二级单位的牌子，开办复读补习班，却又利用行政特权征调重点中学教师来撑门面，以便于在外面打国有重点中学教师任教的广告，收益则是主管部门和经办人，这不是变相的国有资产流失？为了垄断生源，投诉重点中学吸纳插班复读生，强行将复读生迁出，以致引发群众上访、围闹区委政府的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刚刚发生在武汉新洲的事情。看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又有新的版本了。教育，哪有什么公正可言！
[COLOR=blue] 四、抛弃了人民，违背了宪法。[/COLOR]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受教育的权利。然而对照现实，人民还哪有受教育的资格！
（一）教育收费猛如虎
现在教育在人民心目中就是收费的代名词，不仅非义务教育高收费，甚至义务教育也难脱俗。国外的义务教育是费用全免，而我国的义务教育免除的仅仅是学费，而杂费和书本费并未免除（听说苏州打算近期免除书本费、杂费，成为中国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加之多如牛毛的乱收费，义务教育费用对工农阶层而言，并不菲薄，义务教育已经演变成群众有送小孩上学（交钱）义务，政府和学校却有收钱义务。更为严重的是现在很多地区兴办所谓改制中小学，实则高费择校，利用人们的攀比心理，变相搜刮民脂民膏，增添百姓负担，引发一些悲剧，7月10日,宁夏一位刚小学毕业的13岁女孩因成绩不太好,为了帮父母省10万元择校费在家服毒身亡，令人触目惊心。而高中由于是非义务教育，收费自然比中小学高多了，尤其是重点高中，收费就更高了，什么扩招生（甚至还有一扩、二扩）、借读生，一个班上弄得三六九等，有交千元、数千元、几万元不等，而这些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又同在一个教室上课，有的吃不饱，有的吃不了，完全不顾及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只管收钱。尤为恶劣的是所谓名校办民校，即所谓省或市级示范高中，另外大肆圈地建所谓国有民办分校，结果官办、民办不分，两边好处都得，美其明曰扩大优质高中资源，实则巧立名目变相高收费，而领导子女关系户，则可暗地减免费用，据媒体报道，某中学竟规定只招机关事业单位子女，吃亏的永远是无权无势无任何资源的工农阶层了。甘肃省榆中县新营乡贫困女生抓到不念书纸团，绝望跳下万丈深渊，高中成为教育”黑洞”。
更为厉害的是打着教育产业化旗帜的大学高收费，这也是目前人民群众意见最大的。大学的高收费已经远远超出一般家庭经济承受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已经接近天文数字，“学费杀人悲剧”并不鲜见。03年8月6日，江苏省溧水县东并镇爱民村40岁的农民陈能根，因没筹到女儿陈霞上中专的学费，喝下一整瓶农药自杀身亡。7月14日，在陕西榆林，一位名叫景统仕的考生考上大学，其父因无钱给女儿上大学而自杀身亡。去年，陕西宝鸡一位考生的父亲，在儿子接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后也因学费问题，跳楼离开了人世。最新消息：云南省沾益县盘江乡大兴村女儿考上大学，母亲上吊自杀；为了供儿子读书，重庆綦江石角镇白云观千秋村47岁的父亲谢光福每天劳作18小时以上，中秋节猝死家门口。
在目前的大学高收费情势下，小康人家，也只得降低生活标准，勒紧裤腰带给孩子交学费；温饱人家，只好砸锅卖铁甚至卖血卖淫供孩子上学；贫困人家，只好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地借钱、借高利贷；而借贷无门的，要么忍痛放弃上学的机会，沦为千百万打工苦力中的一员，要么，就象前面例子里一样家破人亡！大学里的贫困生承受不了高昂费用带来的精神压力选择自杀的也年年发生。
民众惋惜之余，将矛头直接指向'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实质就是“宰你没商量”。特别是高等教育，简直是如狼似虎，对莘莘学子和含辛茹苦的家长张开血盆大口漫天要价。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剥夺了多少人的上学权利？这就是社会和教育的进步麽？教育改革，就是让所谓小康的人们读不起书上不起学。产业化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涨价有理？
（二）高校收费到底有多高？应该有多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汪丁丁就形容，中国的学费是全世界最高的，在十年内翻涨约二十倍的学费，主要是由家长负担，学费成长快速，但家庭收入并未同步成长，使学费成为一般家庭的主要开支。（但在美国，由大学、州政府、联邦政府，及各种基金、慈善机构提供各种奖学金、助学金、贷款给学生。）
以北大、清华为例，研究生一年的学费约一万四千元人民币，这对平均国民所得一千余美元的民众而言，实在高的离谱。我国学者曾经估算，一位大学生四年学费至少要花二万八千元人民币，如再加上生活费会更高。这样的花费约等於一位农民十三年的收入，也就是说，一位农民要在田中辛苦十三年，才供得起一位大学生四年的基本花费。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便形容，以他与妻子两人的收入，仅能供一个小孩就读大学。连高官都如此了，更何况其他收入较低的农村民众。「高中生拖累全家，大学生拖垮全家」，这是我国多数让子女受高等教育的家庭的写照。高校的老爷们,不要以北京的收入和上海的收入作为收取教育费用的标准,不要忘了中国还有九亿农民,还有几千万的贫苦大众.
我国物价多年来持平，甚至有的年份还略有下降，但是奇怪的是，高校收费却只涨不降，几乎年年攀升。我们国家的公立大学都是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建校的钱和教师的工资没有一分不是纳税人的血汗，而且国家财政每年还下拨不少资金。学校的办学成本到底有多高？具体的收费标准是怎么算出来的？这绝不能只听学校的意见，作为收费的主体，利益的获得者，学校自然希望越多越好。
高校收费据何而定，从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大学生所交学费具体花在了哪里，全然一笔糊涂账。正因为是一笔糊涂账，一些高校就可以巧立名目多收费、乱收费。目前高校“吃着市场的，又拿着国家的。”
据权威机构测算，大学生每年所交各种费用应该在1700元至2700元之间，而目前大学生每年实际交纳的费用显然远远高出了这个标准。
（三）、高等教育的综合社会效益不是钱能衡量的
高等教育更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投资。估算高等教育对受教育者个人的回报率不难，但要计算它对社会的回报率，几乎是不可能的。高等教育具有的保存社会基本价值的功能、提高公民的文化素养的功能、知识储备、知识更新和创造的功能，是其他任何事业都无法比拟和取代的。一个社会，如果缺乏主要由高等教育来提供的这些贡献，将毫无希望。但这类贡献是无法计算的。即使从纯经济角度看，尽管在短期效益上对社会的回报率可能小于对个人的回报率，但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还有更重要的中长期影响。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是难以定量的。
同时，教育尤其高等教育是弱势阶层咸鱼翻身，改变自身及子女命运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如果连这最后的机会都丧失了，他们就可能铤而走险。所以古代的科举制不仅缓解了这一矛盾，而且也为统治阶级招纳了部分人才，连唐太宗也曾感叹科举制使“天下英雄尽入其榖中”；而洪秀全则因科举不第，义无反顾走上毁孔（牌）反清道路。
在一个尊重公正的社会,利益应该向贫者倾斜------这不是恩惠,而是基于公正的补偿,如果反向倾斜,损不足而奉有余,社会便丧失了最起码公正。而在我国已有的种种反向倾斜中，教育商品化之下的教育排斥则令人瞩目地充当了财富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的催化剂。是连带后果最多最具危险性的一种。它把存在已久的教育不公推向极致,扩大了阶层鸿沟和城乡鸿沟,使本来就高度等级化而且越来越世袭化的畸形社会结构更趋固定。在这种分裂性的高危险社会结构下,可预料或不可预料的重大社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四）海龟们片面理解国外教育产业化，严重脱离中国实际
中国民众都很重视子女的教育，但近似天文数字的高校收费的确难承其负，收费应该降到2000以下，让农家子弟也上得了学。这是人民的呼声。
然而，人民的呼声又何其弱小！因为制定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是一些在国外啃着汉堡、肯德基却又食洋不化，不知国内稼穑之苦的所谓海龟，他们片面理解国外发达国家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机械照搬到他们并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的中国，从而打开了教育产业化这个“潘多拉的盒子”， 于是乎贪婪、不公、腐败、欺诈……总之这个世界上一切丑恶都在中国的教育领域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似乎是一群左右逢缘于教育与经济的两栖海龟，实则是对教育和经济都一知半解的夹生饭和吸血鬼。他们对教育的性质和功能完全缺乏认识，根本不了解教育是最不能以纯经济观点来衡量的，根本不了解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公益性质，这个性质决定了它不能被完全当作商品。但依照某些经济学界人士糟糕透顶的逻辑思维，不是义务教育，就一定得是商品。
其实，海龟们对国外的教育产业化的理解完全是一鳞半爪。人家的“教育产业化”是要把大学的研究发展能力和社会生产力有机结合起来，以知识促进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提高研发能力。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反对这样的“教育产业化”，这样的“教育产业化”的确值得我们借鉴。然而我们不明白的是：怎么在人家那里好端端的“教育产业化”，经我国的犬儒海龟们“引进”以后，竟然变得驴唇不对马嘴？国外高校坚定不移的是，在教育产业化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决不允许动摇大学作为保存、发展、传播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的公共机构这一根本，决不允许动摇大学作为“追求真理的场所”这一根本。
中国共产党一向主张国外先进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主席曾多次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作风，即便教育产业化在国外是灵丹妙药，也应考虑中国国情。尽管我国最喜欢讲“国情”，但在真该从国情出发时，国情却不知被放逐到哪里去了。有几个情况是我国在考虑任何问题时都不能回避的。其一，我国国民收入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加上医疗、养老覆盖面小、且已岌岌可危，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而且，即使在贫困线标准定得极低的情况下，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也还有六千万人在贫困线以下，这个数目还没包括近年大量下岗的城镇职工。对于他们，别说医疗、养老，就连眼前吃饭都大成问题。难以想象的贫穷、无知、被动、麻木、难以表达自己，就是这一大批人的基本生存状况。其二，我国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远低于最不发达国家 平均水平。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第48条提出的“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但至今未达到。2003年9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在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后批评,中国政府在公共教育经费方面的支出排全世界最后几名,人均教育经费之少,连乌干达都不如。
义务教育名存实亡不是因为大学挤占了教育经费，而是因为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水平过低。然而在建国后的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国家尚能够让学生接受免费的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那时的人们倒还似乎享受到了一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虽然是比较低水平的社会主义大锅饭。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收费却越来越高，高得离谱学校还嫌少，根本不知道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这无论怎么解释都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但在中国精英鼓吹的教育产业化中，核心问题就是一个——涨价、涨价、涨价、再涨价！
（五）、教育产业化到底是为谁服务？
即便教育产业化就是“涨价”，那么，出得起钱，是否就有书读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就刚刚碰上这样的咄咄怪事。
我是省示范高中——武汉市新洲一中教师，今年元月，我参加了武汉市教育局和武汉大学合办的在职中学教师研究生单独考试（全国统一试卷，武大单独阅卷，学历学位双证俱全），结果惨遭教育腐败荼毒。
其一，毫无公示。教育部规定要公示考生相关信息，武大研招办公然违背1月23日至24日全国教育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的六公开、六不准的精神，招办处长说他从没公示，且不知单考生为特殊考生。
其二，欺瞒宣传。考前宣传是以招考中学教师之名向国务院申请，中学教师指标单列，只在中学教师内部竞争，录取比例大以哄骗中学教师报名，并交钱上武大辅导班（收钱没开发票，还说是行政行为），考后食言，在全部单考生（跨系统）中排名，结果竟至中学（政治）教师竟无一人上榜！
其三，评分猫腻。尤令人惊奇的是同专业的众多在职官员、大亨英语分数大多在六七十分，个别竟达79分。
其四，查分不公。虽然我总分322（290过线），暂居同类考生（中学教师）第二名，偏偏英语分跌破眼镜，竟只37分（武大定40分过线），考后估计英语客观题就应有37分左右，主观题（总分40分）再低也应有22分，交钱查分，结果如初，但别人查分都分别打出了主客观题分项分，而我一直只有总分，没有分项分，至今没有正式书面告知。
交涉至今，尚无结果。按规定，如若考上，个人先要一次垫付三万元，我也准备好，但经此变故，我已经明白：没钱读书是万万不能的，但有钱也不一定有书读，关键是你是否是既得利益者！“官位学位，一个也不能少”——这是挡不住的诱惑。
在这占了人口90%以上的小康、温饱、贫困人家为“教育产业化”而愁云密布之时，确有少数人笑逐颜开，齐声说产业化好，产业化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说产业化好的有两种人：一种是靠教育产业化大发横财的“专家”、“教授”、“院士”们；另一种则是智商不高，却钱包鼓鼓想进大学镀金的纨绔子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钱多，人傻”之辈。就这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劳动人民被高昂的学费压迫得喘不上气，而一小部分不论黑白“先富起来的人”却笑得合不拢嘴，成了“教育产业化”的真正受益者，正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
只是这样一来，宪法规定的人民有受教育权利就难以名副其实了。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从目前教育收费尤其是高校收费来看，工农阶层是难承其负的，这岂不动摇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就算溯及到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人民包括工、农、小资、民资四大阶层，工农就不说了，小资生活充其量也只能算小康，而前文说了即便小康人家，也只得降低生活标准，勒紧裤腰带给孩子交学费，更不用说一般工薪小资了！至于民族资本家，现在一般不这么说而改称中产阶级，但有专家说，现今中国中产阶级还不成气候，也没有真正的中产阶级，有的只是官僚资产阶级或称权贵资本家，就如我这次和我一起参考的官员大亨，如此看来，现今的教育只是或主要服务官僚和官僚资产阶级，而这些阶级恰恰是宪法中人民专政的对象，而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工农联盟，又恰恰交不起学费或勉为其难，那么，我们的教育到底是为谁服务？抛弃了谁？我们的宪法是否也该修改了？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办高校收费政策的出台，收费的标准，是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由人民说了算。
高校收费及其标准不能由教育行政机关（包括教育部）和学校自己完全决策，他们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在我们这个国家，从来都是精英专政，人民群众一直都是被排除在决策体制之外的。人民群众始终不能成为真正决策者，只有跟着精英屁股后面转，不是充当牺牲品，就是充当垫脚石。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政权，没有人民的政权，就不会有人民的利益――这是一条铁的定理。
以前坐在车上看沿路刷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标语，觉得很有创意，后有好事者将“为”改成“办”，结果好好的“教育为人民”变成“教育办人民”（这里的“办”类似惩办实则“整治”之意），当时还不以为然，现在回想起来，人民将“为”改成“办”，是大有意味的；这一字之改，仿佛神来之笔，改得妙！我们的教育的确是人民办（出钱），但我们的教育又的确是“办”（惩办、整治）人民！
每当听祖海声情并茂地唱起《为了谁》，就不由得激动，如果我们的教育像我们的军队那样“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为了“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那么，我们的教育才真正是为了人民，才真正是人民的教育。这是人民的呼唤，也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应有之义！
来源：明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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