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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一个无需择校的城市
                                
                               一个无需择校的城市

      安徽省铜陵市在全国“择校风”盛行的大环境下,逆势而动,积十年之功,创造了一个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范例。其卓尔不群的经验就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真正向弱势学校倾斜,而不是向“重点”学校倾斜;资源倾斜不仅限于经费倾斜,更在于校长、师资在各校之间轮换;将重点高中的招生名额平均下放各初中,缓解义务教育阶段的各初中之间的应试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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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奇迹震动中国教育界   陈至立批示总结铜陵经验

        今年9月开学报到之后,安徽省铜陵市十五中教务处主任柯晓霞照例从800多份户口簿中挑出“可疑对象”,分派给几位年轻的教师,让他们挨家挨户去查。

        铜陵这样的做法已经有10年之久。语文老师徐亚平曾“查过户口”,他大热天踩着单车,查了20个“可疑对象”,结果发现都在“片”内———按照这个城市“划片招生,就近入学”的政策,他们都是“合法”的学生。

        今年10月,“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讨会”在这个并不知名的小城市召开。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义务教育处处长王民养在会上指出,铜陵在推行有效遏制“择校风”方面创造了奇迹,这证明“推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是不可为,而是愿不愿为”。

        去年12月,教育部的一个调研组到铜陵检查评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专家们上街随机询问铜陵市民,路人的回答是,“这里的学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远近之别”。

        早在6月份,国务委员陈至立曾就“铜陵推行教育均衡、消除择校风”作出批示,对“铜陵奇迹”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认真调研总结经验。

        在全国各地择校风愈演愈烈之际,铜陵这个仅有70万人的城市成为中国教育界关注的焦点。有专家评价,“这里,也许是中国惟一的义务教育阶段没有择校的城市。”

        铜陵会议期间,雷万鹏特别注意到,在这个城市的两所“薄弱学校”,竟然各有一所“逸夫楼”———在别的城市,这样的楼往往只建在最好的学校。

        “空中飞人”与“厕所户口”

        然而在十多年前,铜陵的择校风之盛并不逊于其他城市。

        铜陵的“择校”现象,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在这个有中国“铜都”之称的城市,学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矿区企业所办学校,其人财物由企业投入,另一类是市属学校,多由市教育局直管。两类学校各占一半左右。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工矿学校随着矿产资源的枯竭而越来越差,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好学校,许多矿区家长将孩子往市区学校送,这使得市区学校压力骤然加大,本已存在的择校风,也因此愈演愈烈。

        那是一段让很多铜陵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教师,都可以讲出一连串的择校故事。

        这些故事,又大都与“户口”有关。

        1987年,铜陵市按照义务教育法精神,取消了小学及初中重点学校,同时也取消了初中升学考试,在小学和初中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学”政策。结果,抽去了升学考试这块挡板之后,向来重视教育的铜陵人,都开始挖空心思地往被取消了“重点”称号的重点学校挤。“重点是取消了,但学校的差别明摆着。”一位铜陵家长解释说。这位精明人很快找到市实验小学片内的亲戚,然后通过派出所的“关系”把小孩户口“挂”进去,这样,小孩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这所当时被认为铜陵最好的小学。

        一些离奇的现象开始出现。比如,除了上面所提的“挂户”,还有换户——在学生上学之前,两家户口临时调换;空户——只找个房子,登记个户口,其实却没人;假户,连人带房子都没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户口战,被当地教育界戏称为“空中飞人”。

        一位老师曾按某学生户口簿上的登记地址去家访,结果发现那里竟然是一个厕所。铜陵市教委原副主任汪其惠所住的楼房只有6个门洞,结果他发现一名学生的户口簿上,登记的跟他是同一座楼,但却冒出来个“7单元”。

        而铜陵市当时的一项政策,则把这种现象渐渐推向了极致。1991年前后,为了筹措城市发展资金,铜陵市政府将7000多个户口指标以每个5000元的价格卖给外地人,结果,有5700多个买户口的全是学生家长。掏钱的家长们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上城里的学校。

        据了解,当时市一中初中部每年片内学生数不过600人左右,然而有的年份学生报到的一度达上千人,几乎超了一倍,显然,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买的户口或者“空中飞人”。班级根本装不下,无奈之余,学校只能拒收部分学生,结果又引发了矛盾,没能进入市一中的家长纷纷赴市委、市政府上访,质问为何别人可以,而他们的孩子进不了市一中。

        1992年,铜陵市由纪委、教委、公安局、监察局四部门联合就市一中初中招生问题出台文件,明确禁止“挂户”等行为。由四部门联合出台文件治理择校,这在全国很可能绝无仅有。

        对此,铜陵市教委原副主任汪其惠印象深刻,“当时的择校问题已经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

        从那时起,老师“查户口”便开始出现,并形成惯例沿续至今。

        现在的铜陵,尽管十五中(原一中初中部)仍被多数人认为是最好的初中,但与其他各校相比,已经没了明显差距———这被认为是铜陵市区义务教育阶段不择校的根本。而铜陵市市长张庆军的小孩就读的就是二中,而不是被认为可能更好些的十中、十二中或十五中。

        “一个校长决定一所学校”

        1992年铜陵四部门联合出台文件之后,择校之风并未应声而止。一些或者精明、或者有“关系”的家长,仍然能挤进当时的市一中(现十五中)。政府尽管措施不断,比如,为了规避过多的“投亲靠友”现象,规定只有小孩与父母同住才算在“片”内,此外还规定户口在升学前某时间段内变迁无效等等,但是,来势汹汹的择校风仍难以遏制。

        “事实证明,对于择校只靠堵是堵不住的,也是不应该的。”汪其惠说。

        于是,加强“薄弱学校”建设,缩小各学校之间的办学差距,就成为解决择校问题的必然要求。这被汪其惠认为是“治本之策”。

        从1996年起,铜陵市教委陆续从市区中学及教委机关调骨干到周边薄弱学校任职,比如将教委办公室原主任黄寿派至西南郊区的九中,将教委教研员朱闩根派至刚刚整合而成的望江亭小学,现任教育局副局长徐少明当时被派至因严重污染丧失生源的七中当校长。近年来,铜陵先后将30多位市区教学骨干派至薄弱学校。

        在这个过程当中,铜陵五中堪称范例。

        孙致庆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96年8月21日这一天。当天,教委原党委副书记、现教育局长金燕送他与正校长孙锡山赴铜陵五中上任。一同去的,还有另一位副校长刘源泉。

        这是铜陵市教委为五中精心搭建的班子。3人均为原单位业务骨干。事实上,3人开始都不愿赴任,并都找到了充足的理由拒绝。但最后,因为是党员,他们仍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

        孙致庆回忆,当时五中的情形是:野草从生,牛羊遍地,教室里到处是烟头、纸牌。

        更严重的是,市区坚持的“划片招生,就近入学”在此根本行不通。生源年年大量流失,学样附近一家工矿企业是五中的主要生源片区,结果这里凡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把小孩迁至市区上学。孙致庆刚上任时,全校学生仅有567人,其中高中3个年级共计64人,可谓享受“研究生待遇”。与此同时,全校有20名教师申请调动。

        刘源泉将以上概括为“学生思转,家长思迁,教师思调”。

        目睹此种境状,3人痛下决心改变,并为此立下君子协定:每天6时之前准时到达五中。为此,他们必须赶早晨5点半的4路首班车。通常,这班车上仅有5个人,3个校长,外加两个早起到郊区的猪肉贩子。长此同行,校长们与猪肉贩子成了朋友,此后买肉可便宜几毛钱。

        为了招得生源,三校长在片内家家拜访,此外还一度跨江赴外地招生。经过努力,生源稳住了,稍稍带点幸运的是,次年学校竟然出了11个本科生。以前招录一名飞行员本科生都要敲锣打鼓的五中,由此声名大振。

        谈及“扶持弱校”,孙致庆认为,根本在于政府要有公心,对弱校真正倾斜。至于如何倾斜,“钱在其次,人才是第一要素———一个校长决定一所学校”。

        不过,铜陵市政府同样在财物方面向各薄弱学校倾斜。孙锡山上任后不久,五中便从教委分得26台486电脑,而当时一中用的不过是286。

        “中考移民”与“择班择师”

        在铜陵,能进市一中就等于一只脚踏入了大学。家长们让孩子上好初中的直接目标,就是为了能考取一中。但1998年起,铜陵一中被要求“定向”招生,这一措施被前来铜陵参加“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讨会”的多位专家认为是铜陵市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弱校的一种制度化努力。

        这一年,铜陵中考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市教委所属的各所初中,皆按“人头”———而不是学习成绩———分得占总额30%的市一中高中名额。此举让那些教学质量相对较差的初中大为高兴,却让一中校长方兴“耿耿于怀”,因为此举意味着他不能全部招到最想招的学生。今年由于生源原因,铜陵一中破例出现了“公费生”未能考上本科的现象,方兴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定向”招生的原因。

        今年从铜陵十五中毕业的刘明(化名)就是一个例子。他甚至后悔上了这所被家人认为是全市最好的初中,以他的中考分数,如果在一所较差中学的话,本来是可以上一中的,可是因为在十五中的缘故,他落榜了。

        今年,各校“定向”比例扩大到60%,这使得各校内部考取一中的分数线,最多能差到40分,并导致出现许多刘明这样的“冤枉”个案。

        于是,“中考移民”悄然兴起。

        为了增加考取一中的概率,精明的家长们想到了这样的办法:小学升初中的时候,让孩子进入一所相对较差的学校,然后保留学籍,再到教学质量较好的初中“借读”。这样中考的时候,仍可以用原来学校的名额。或者相反,在一所相对较好的初中就读,快到中考时,通过关系转移学籍,去占弱势中学的“便宜”。这种做法,表面上看跟以前的中小学择校正好相反,然而实质却完全相同:都是为了让孩子能考上一中。

        “中考移民”也很快引起铜陵市的注意。今年9月,市教育局出台文件,加强了初中学生学籍的管理,要求“人在籍在”,明文规定在毕业学校就读满两年的学生方可享受切块指标,且初二、初三的学生原则上一律不得转学。

        另一种区别于传统“择校”的现象是,在铜陵市小学、初中择校现象已经不再明显的情况下,“择班”、“择师”现象愈发突出。对教育越来越内行的市民们渐渐相信,给孩子找一所好学校还不如找一个好老师。在不少中学,由于“择班”驱动,一个口碑好的老师所带的班多达七八十人非常正常。而在某小学,一位“名师”所带的班中竟然有80%是凭“关系”进去的。对于这种现象,铜陵二中副校长孙致庆深感无奈。“惟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其他老师的教学素质。”

        对于铜陵治理择校的成果,尽管已经受到教育部的肯定,但当地政府仍尽量保持低调。本报记者试图就此采访铜陵市有关领导,均被婉拒。市教育局副局长徐少明坦言:“我们只是在市区范围内基本实现无择校现象,城乡之间的差距还是明显存在的。”

        此言不虚。记者调查得知,远在矿区的一些家长,有的仍然到市区“择校”,为此,他们宁愿在城区租房,忍受每天上班奔波之苦。而另有少数家长,则几家包租一辆面包车,每天接送各家小孩到市区上学……

        “为了一切孩子”

        分管普教长达12年的教委前副主任汪其惠,是铜陵推行义务教育均衡的见证人和推动者。不过,在他看来,无论是“划片招生、就近入学”,还是定向切块,都不是铜陵的发明。“我们只不过是根据义务教育法和教育部、安徽省有关文件精神照做了而已”。

        在教育界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一切为了孩子”,而汪其惠最看重的是第一句。

        1991年铜陵市“卖户口”之后,市区中小学远远无法满足上学需要。许多本来期望通过买户口在铜陵上学的外地人叫苦不迭,因为他们是第一批被挡在学校门外的户主。汪其惠对此深感不满,“既然卖给人家户口,为什么不让人家上学?”结果,通过他的努力,许多外来户解决了上学问题。一个外地人找到汪其惠,没花一分钱上了学,他大感惊讶:就这么简单?汪其惠说,你小孩有铜陵户口,当然得有学上。

        孙锡山上任五中之后,由于高中生源严重不足,向市教委请示向外地招生。因为当时尚无先例,有人对此表示了疑虑。汪其惠双手赞成:“不少市领导的孩子不就是外地生源?他们能上,为什么别人不能上?”当时,铜陵市领导有几位原为上海知青,他们的孩子通常是上海户口,但在铜陵读书。

        除了被称为“公道”,汪其惠还被认为“头难剃”。某年中考,未经教委同意,一中校长受到某位市领导的压力,私下招收十几名择校生。此事不知被谁捅出,市民议论纷纷,有人向市委、市政府上访。主管普教的教委副主任汪其惠得知后大怒,坚持让一中校长公开检查,有领导为其说情,汪其惠称:“他不写,我就辞职。”最后,一中校长迫于压力“违心”检查。时隔多年以后,汪其惠坚持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招生秩序全给打乱了,(如果不这样)以后教委就没法工作了”。

        对此汪其惠有深刻教训。在一中校长写检查事件之前,有一年为了缓解教委和一中的压力,教委决定在中考基本完成录取工作后,再放出40个一中自费生名额。录取之前一天,各“关系户”接到电话,被告知次日到银行排队交钱办手续。然而,此事仍然迅速在这个小城传开。结果第二天,银行门前排起了长龙,市民争相交钱进一中。有人担心赶不上名额,干脆连包带钱往银行柜台上扔。此事之后,铜陵市民长了“经验”,次年中考,许多只能考取普通高中的学生坚持不转档案,等着一中再放名额。招生秩序为此大乱。“招生是个万众瞩目的大事,口子一旦放开,就很难合上了。”汪其惠说。

        因为择校生名额问题,汪其惠“得罪了不知多少人”。“我干教委主任凭的是天地良心。”汪其惠答。

        

        国家的学校,家长的择校费?

        1995年中纪委全会后,国家教委迅速发文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判定“择校生问题已经由高中阶段波及到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和小学”,明确规定“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和小学必须坚持就近入学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捐资助学同录取学生挂钩”。

        十年过去了,这一方针迟迟难以得到贯彻。在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下,高额收取择校费的问题相信一定能得到解决。

        择校费,一个让家长痛恨而又倍感无奈的字眼,十多年来一直按照自己的规则顽强运行,几已修成“百毒不侵”之身。

        这个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怪现象,因何在学校这块塑造灵魂的“净土”风生水起,在市场经济的混沌中左右逢源,到今天尾大不掉?

        择校与重点学校

        择校费从出现到泛滥时间并不太长。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内全面确立后,靠国家长期资金投入发展而成的各级重点中小学,迅速发现自己雄厚的教育资源。

        在规则先天性缺失的市场土壤里,择校收费一开始就进入高潮。在1995年中央纪委全会上,“中小学乱收费”已经位列“三股不正之风”中的第二股。

        而要追溯择校生和择校费出现的前因后果,一个关键词就是“重点学校”。

        我国的重点中小学制度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目的是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为社会主义建设选拔人才。“文革”期间,重点学校制度被短暂否定,但“文革”结束后又全面恢复。

        改革开放后,“小升初”实行统一考试,重点学校根据分数选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路雄说:“那个时候的重点中学基本上是比较公平的。”

        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提出了中小学学生“就近入学”的原则。同时,国家教委也作出了“取消初中招生考试,按学籍管理规定使小学毕业生就近入学”的规定。

        在义务教育的理念下,中小学生“就近入学”渐次推行,但重点学校在国家的长期投入下,与一般学校在教学条件和水平上早已有巨大差别,一些地方政府建设“窗口学校”,加剧了优质教育资源向少数学校汇聚。重点学校制度与义务教育理念的矛盾,此时开始显露。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其实施意见先后颁布,“小学毕业生就近入学”再次被强调。

        政策的狙击

        国家教委的文件要求“就近入学,禁止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的同时,各地重点中学却开始了大规模的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

        据一份被广泛引用的《人民日报》科教文部调研报告称,1995年,某城市的一个区率先恢复了小学毕业生升初中的统考,允许各重点中学按分数录取一半名额,其余一半名额收费录取,收费标准具体为市、区重点学校每名学生3万到5万元。

        但“择校费”现象在全国四处开花,初中和小学“不准招收择校生”的政策节节后退。

        《关于1996年在全国开展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实施意见》中,要求:“对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现仍在招收‘择校生’的,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采取果断措施首先解决好高收费问题。”

        1997年,《规范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提出:“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内使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就近入学和不招‘择校生’和‘变相择校生’的原则能够全面贯彻落实。”

        但文件规定,在小学毕业生就近入学一步到位有困难的大中城市,允许少数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收“择校生”。

        “什么叫‘少数’?原来的重点学校就是少数。”张路雄说,“所以,几乎所有的重点学校都可以招收择校生。”

        “名校办民校”,也体现在这一意见中。文件规定“各地在义务教育阶段办学体制改革中,可依实际情况实行‘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社区参与和举办民办学校等多种形式”。

        这一规定,实际上给重点学校的初中以政策出路。它们以“改革”的名义转制成民校,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又没有分开,教育、财政、领导都是原来的,既能保留用纳税人的钱堆起来的教学资源,又能以“民校”的壳,不受约束地收费。

        张路雄曾经和教育系统一位部门负责人在电话里谈起这一政策,“他自己也感到这项政策出台得有问题,一些提法相互矛盾。”

        择校的潜规则

        从1997年到现在,8年的漫长时光过去了。百姓手中的钱汩汩流进了重点学校,又从学校流向不知名的去处。

        一些重点中小学压缩“就近入学”的学生比重,扩大择校生的名额。西部省份的一个人大代表曾向《人民日报》记者披露,2003年该省省会城市的一所小学共招生350人,其中择校生有310人,占招生总数的88.6%,另一所小学择校生占85.6%……5所小学收取的“择校费”或“捐资费”总额近1000万元。

        更有甚者,一些重点学校即使在一个年级之内,也将教学条件分等:学生分成大小班,配备水平不同的老师,家长想让孩子上小班,听优秀老师的课,条件一个:“自愿捐资”。

        择校风从重点中小学也蔓延到了幼儿园。在大城市,上个好一点的幼儿园,每年费用从七八千到数万元。已经有报道惊呼:“上幼儿园比上大学还要贵。”

        自2000年起,教育收费问题在全国连续3年成为价格投诉的头号热点,在所有的价格违法案件中,教育乱收费的比例已经接近30%。

        巨额的择校费都收到哪里去了?在绝大多数地方,择校费的具体收支没有进行财务公开,没有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更没有纳入审计。10年来,这笔巨额资金一直“体外循环”,成为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

        乱收费愈演愈烈,教育部开始出击。2003年教育部强调,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向家长收取与招生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事实上,近几年来“择校费”屡屡成为各地的治理重点,也取得一定成效。

        但择校风有所收敛,但并未因此而止———学校收取的择校费,相当一部分要上交教育主管部门。在主管部门的暧昧态度下,一些学校偷换名目,照收不误。

        在此过程中,学校成了企业,校长成了老板,孩子上学成为和学校的一场交易。“交钱上学,多交钱上好学校”的潜规则慢慢形成,成为“义务教育”口号底下真正的游戏规则。

        家长们的态度,证明了潜规则的强大。一些地方的清退工作受到的抵触不仅来自学校,更来自家长,有家长称:“学校让我领回多交的借读费,我还真不敢领,怕学校报复孩子。”一些人收到学校的退款,又偷偷退了回去。

        均衡义务教育路在何方?

        巨额的财富从普通百姓手中流入各级重点和“民办”、“实验”中小学,在大中城市形成了一批巨无霸般的“超级学校”:星级宾馆般豪华的教学楼和办公楼,标准体育场上修着褐色塑胶跑道,教室里彩电、饮水机一应俱全,宽带接到学生的桌子上。

        重压之下的学生家长,也难展笑颜。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发现,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教育费用持续攀升,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排在首位,超过养老和住房。

        尽管择校费问题多年蔓延,利益盘根错节,张路雄仍然认为“基本上是一个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称之为“最容易解决的教育不公”。在他看来,欧美和日韩等国在确保教育公平方面有许多成熟经验,如“校长和教师轮换制(在一个区域内)”、“一个区域内统一办学设施的标准”等,都值得我们借鉴。

        而在一些专家看来,更为根本的措施是淡化、取消学校等级评定制度,彻底取消形形色色的重点学校,建立公办学校的统一标准,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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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均衡义务教育的形成

          北京一位知名教育学者在一次研讨会上曾说:“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义务教育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是一个标准,一张图纸上可以找到所有的学校。所以,义务教育确实具有一种平均主义的趋向,它的基本功能并不是淘汰、筛选,也不是制造优秀,而是保证享受基本的教育。”

          美英:大择校与小择校

          自西方义务教育体系建立之日起,免费的公立学校与昂贵的私立学校就是并存的。家长可以根据经济能力自由选择公立或者私立学校。

          各国公立学校基本上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学”的政策———无论你搬到什么地方,只要有了固定的住所,就可以到当地的学区委员会申请子女入学。学区内任何公立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所属学区内的孩子入学,但孩子也不能选择学区之外的学校入学。

          以美国为例,在全国10万余所中小学中,3/4为公立学校,容纳了近90%的学生。公立中小学不仅免学费,也免杂费、教材费。这些经费主要由州政府和地方学区分摊,而学区经费来源于区内居民财产税。除此之外,低收入家庭儿童还享有联邦政府的资助和“儿童营养计划”提供的免费早餐和午餐。

          日韩:从精英化到一视同仁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实行了全民义务教育,与西方国家义务教育“大众化”的传统不同,日本义务教育体系建立之时,高等教育急需中小学输送精英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类似中国“重点学校”的“名门学校”。韩国的情况也与之相似,两国义务教育精英化的倾向直到1970年代开始扭转。

          韩国从1970年开始推行“教育贫穷化”政策,撤销一批名门学校,实行初中升学面试;日本在改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方面三管齐下:拨款一视同仁,教师定期流动,校长定期流动。

          日本法律虽然规定义务教育经费由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级地方财政负担,但其来源主要是中央的税收返还。中央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不同的转移支付比例,从而确保义务教育对于贫富地区的儿童一视同仁。

          此外,日本中央政府直接负担教职人员的人头费,消除不同学校教师待遇的差异。上述两方面的规定使得即使在边远落后的乡村,中小学的师资条件和硬件设施都能达到规范化;有些仅有几个学生的学校,也建有体育馆、游泳池,音乐、美术、劳动技术课的老师和设备一应俱全。

          教师和校长流动是日本保障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另一项举措。日本的法律规定:一个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年;校长任期两年,连任者需在校际之间轮换。

          发展中国家:钱花在刀刃上

          发展中国家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进程中受到国力制约,首要问题是如何把有限的经费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

          越南1993年的法律不仅确认农村复式教学(即多个年级的学生合编在一个班级)的合法性,还规定了复式教师工资两倍于单式教师。印尼制订了农村教师晋升的专门规定,并为参与农村学校活动的社区给予额外补贴。

          无力全额负担义务教育费用的国家,也设法优先减免贫困学生的负担。例如越南和印尼政府免费向农村地区中小学提供教科书。泰国政府通过向贫困学生出借教科书并提供午餐,向交通不便的学生出借自行车等针对性措施来保障基本上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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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平等性、公正性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当前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义务教育阶段炽烈的择校热,尤其是“小升初”择校造成在小学阶段恶性的考证热、培训热。去年南京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生,竟然考了44份各种证书。据东北师大附小对该校五年级104名学生的调查,被测学生共参加338个课外班,人均3.25个;每周平均..5小时。

            由于小学生数学竞赛被叫停,国家英语等级考试PETS成为新的战场。今年9月,北京市有5.3万名6至15岁的中小学生参加了PETS,是成人的2倍,其中小学生超过1万人。在某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就有100多名小学生报考PEST三级,相当于非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的水平!

            可见,小学阶段的择校竞争,涉及人数之多,对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之大,远远甚于网游和网瘾,已经不容忽视。

            “择校热”的盛行,一个流行的解释是“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然而,我们不妨自问,与5年、10年、20年前相比,“优质教育资源”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为什么在“优质资源”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择校热”反而不断升温?为什么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教育却越来越昂贵,以致普通家庭难以承受?一些城市小学、初中的择校费动辄数万元,农村出现读不起书的情况?教育资源分工不均,致使在教育供给总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学校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这种导致学校差距的现象,源于建国后形成的重点学校制度。在全国已经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优质教育资源极大增加的情况下,它已不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事实上,原国家教委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明确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实行学生免试、就近入学。然而,中央三令五申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方针并没有得到真正贯彻,名牌学校、示范学校的硬件水平普遍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公办学校,甚至出现花几亿元打造一所高中、花一亿元打造一所小学。

            因而,要真正贯彻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方针,从根本上遏止恶性的择校竞争,首先需要对义务教育的功能、价值有正确的认识,恢复义务教育的全民性、基础性、平等性和公正性。

            国家用法律的方式强制推行、用纳税人的钱举办的义务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它是所有国民必须接受的基础性教育,体现的是教育的平等化功能。因而,它必须是一视同仁的,而不能将国民分成三六九等,让有些人享受好的教育,有些人享受差的教育。在事实上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教育公共政策应当优先向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倾斜,努力去缩小差距。

            此外,义务教育的全民性、基础性,决定了它本质上是一种“合格”教育,或者说是保底的教育。因而,它不承担选拔优秀、培养尖子的功能。教育的选择性、丰富性主要是通过民办教育去实现的。在发达国家,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有严格的区分。公立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因而不具有竞争、筛选、淘汰的功能。家长对孩子有更高的需求,可以自己花钱到教育市场上去满足。我国提出的“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基础教育畸形化的矫治也有赖于良好的政府行为。铜陵市大面积取消择校的实践说明,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化,促进教育公平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铜陵市能够做到的,别的城市也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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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高中择校费将取消
             
                高中择校费将来一定会取消,“十一五”期间,农村义务教育将全部免费。在教育部前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副部长张保庆向记者披露了一系列的好消息。他表示,政府应该是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中的主要投入单位,教育决不能“市场化”。

              收费应明确学校责任

              “高中教育的管理是最薄弱的环节。”张保庆副部长说,目前高中教育的问题主要是缺少严格规定和管理的结果。显然,高中教育并没有像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一样被重视。

              “高中择校费将来一定会取消的,”张保庆副部长说,“不过不是现在,可能要等到农村的义务教育先实现免费教育之后,有关部门才能有精力加大对高中的投入和关注。”

              张保庆说,目前高中收费太高,择校费动辄几万元,甚至比大学收费都高,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同时,学校收取择校费后,应该明确家长、学校的责任和权利。

              农村义务教育将免费

              张保庆表示,政府应该是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中的主要投入单位,教育收费应是政府投入的补充,但绝对不能代替政府对教育正常投入。

              他说:“我认为当前影响中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严重滞后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或者说,当前国家教育投入不足,仍然是制约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张保庆透露,“十一五”期间,农村义务教育将全部免费。

              义务教育不能市场化

              张保庆说:“教育和市场经济什么关系?教育部的提法是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为市场经济服务。从来没有讲教育要按市场经济办。如果教育按市场经济办,那教育就毁掉了。”

              他说,市场经济有两条,第一讲竞争,第二讲赚钱。如果教育可以竞争的话,只能是高等教育可以竞争,但义务教育根本不能竞争。如果教育怎么赚钱怎么办,那不好衡量。张保庆说:“教育问题要负责一点、想深一点、想透一点,不要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要稳中求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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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辛苦雷达老师了!论坛中还有《关注“择校风”》系列帖子可供参阅。
            来了就是朋友!多交流就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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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论:铜陵"教育均衡发展"的证明
                 
                                                鄢烈山
                  
                  命名为“铜陵奇迹”不知是赞还是叹,但流露的情感则肯定载欣亦载悲。不论中西,人们通常将几乎不可能出现而意外出现的现象叫“奇迹”,它是人们如大旱之望云霓般翘首期盼的,它的终于出现当然令人欣喜感奋。然而,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世界上几乎是“国际惯例”,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21世纪的中国却这么难得实现,岂不是一件令人唏嘘的事?

                  报道者称“铜陵奇迹震动中国教育界”,“震动”一词当然是一种美好的预期。即便真的能“震动中国教育界”又算什么呢?中国教育界中人,从乡村教师到教育部门高官,有谁不知道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重要、有谁不认为这样做既必要又可行?早在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时,国家教委就提出了中小学生“就近入学”的原则。众所周知,我国的中小学迄今基本上仍是公立学校的一统天下,都仰仗财政拨款,但拨款的支配权并不在教育部门官员手中,他们听分管领导的,分管领导之上还有“抓总”的。华中师范大学雷力鹏教授说:“其实教育不均衡现象由来已久,且愈演愈烈。各地对此心知肚明。”好一个“心知肚明”,一语道破。群众对择校和“乱收费”等有怨言,地方首长也不是感觉不到。注意到没有,雷教授话里有话,“心知肚明”的主语是“各地”。“各地”什么?“各地”政府、“各地”首长、“各路诸侯”。

                  所以,很显然,国家教育部在铜陵市开这个探讨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具体措施的现场会,用心很明白,就是要以铜陵的实践来“证明‘推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是不可为,而是愿不愿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义务教育处处长王民养同志在会上点明了这一点。可见,其意不仅在“震动中国教育界”,更在各地的长官,将各地的长官一军:铜陵市能做到,你们为什么做不到?如果做不到,不过是不愿这么做罢了;潜台词是:不要“找客观”!

                  因此,我们首先要问的是铜陵市以外的“各地”长官为何不愿尽力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他们对中小学搞差别对待(拨款、师资、优秀管理者向少数学校倾斜)有什么好处?重点办好几所“优质学校”,当然比办好每一所学校省力、见效快;有可以向任何人展示的不逊于发达国家贵族学校的“名校”做窗口,不仅有形象、有政绩,可得“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之名,而且实惠也不少,举凡学生择校、教师与校长的聘用与调动都予取予夺,只要想发财就不愁没有上贡的,于公而言可以聚集“择校费”造成优质学校的“良性循环”,于私而言——不提也罢。而且,从幼儿园到中学,几十年来首脑机关附近的园、校从来都是重点投资的单位,长官的子孙是不用择校的,即便要择校也只是一句话的事。在这样的情势下,地方长官如果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追求社会公平的良知,何苦自找麻烦,去触动既得利益者,为平民发愁,为明天“多事”呢?

                  因此,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用什么来“反制”那些情不为民系、权不为民所用的官员,促使或者说迫使他们不得不去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为达成这个利国于民的目标有所作为?

                  “反制”措施其实很明确很简单:一,从上到下,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违法者依法论处。只要让法律的尺子硬起来,“再穷不能穷教育”之类就不会只是写在墙上的漂亮话了。二,作为实行“公共财政”和“政务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民心工程”,让每笔教育拨款的分配去向、每笔教育开支的用途都公布在政府网站上;只要教育投资与开支经过人大代表们审议和核查,经得起人民群众质疑,可以相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教育部门某些权势者浑水摸鱼这些痼疾立马可以减少大半。

                  从依法治教、公共财政的角度讲,铜陵的证明是无力的。铜陵的证明只是“证明”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可行和得人心;也可以说,又一次证明了在尚未实现法治和政务公开的大环境中,地方主政人的治理观念是否开明至关重要。

                  我为“铜陵奇迹”感动,我又期冀中国超越铜陵经验。毕竟开明的地方长官可遇不可求,我们岂能坐以待天降奇迹!
                  (作者系知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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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是人微言轻,陈至立说是"奇迹",那才是"奇迹".好在还有人知道是"奇迹".其实,"奇迹"也是人做出来的.请看我早就写成的<<教育的发展需要教师流动>>一文:

                  教育发展需要教师流动


                  摘  要:封闭式的教师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教育的发展,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合理的教师流动必将促进教师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教师队伍专业化及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   教师   流动   发展
                  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教师队伍中出现过一次“跳槽”热。近年来,教师流动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下面笔者试从三个方面阐述教师流动对于教育发展的必要,以期引起教育管理层面的高度重视。
                  什么是教师流动?

                  这里所说的教师流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的地区间教师定期轮换,不是“跳槽”和“挖墙角”,不是名师去名校这样对于教育、对于社会、对于未来不负责任的“锦上添花”的流动,名师去“弱”校这样的“雪中送炭”的流动才是我们更需要的。我们提倡尊重个人发展自我的愿望,但并非鼓励优秀的教师都选择到条件优越的地区去。教育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有连贯性的行业,讲究的是可持续发展,它需要的是优秀人才的流动所带来的活跃而非动荡。
                  流动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任何社会系统与外部系统进行信息、物质和人才的交流,才能求得自身的稳定和发展,否则一旦中止了与外部的交流,系统就会陷入停滞和危机。一所学校就是教育系统内的一个小系统,小系统之间只有不断地与其他各个小系统进行交流,才得以稳定和持续的发展,有流动才有活力,充满生机的教师队伍需要在流动——相对稳定——流动的动态过程中运行。

                  为什么需要教师流动?

                  从教师发展的角度来说
                  教育的发展关键看教师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倡人员的流动,他多次指出:“人员不流动,思想就会僵化。”当前,教师队伍管理采取的是一种封闭式管理模式,教师长期处于一种固定的教学环境中,缺少社会间的交流和校际间的交流。部分教师工作缺乏激情,知识老化,知识结构不甚理想,授课内容空泛;大部分教师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工作、生活经历从校门到校门,从书本到书本;即使有些学校真搞“集体备课”之类的“教研活动”,也是在“近亲繁殖”。喊创新、喊改革最多最响的是学校,可当下最封闭最保守的就是学校,很多教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消耗、被磨损、被压抑、被埋没的。
                  “树挪死,人挪活。”人在流动的过程中能取得更多的经历,而经历就是一种宝贵的教学资源,这对个体、群体来讲都是必不可少的。教师是培养人的人,只“读万卷书”是不够的,还得“行万里路”(更何况有不少教师除了教材就再没有读过几本书),见多才能识广。古往今来,诸如孔子、韩愈、顾炎武、陶行知等无不是在“流动”中成长为大师的。
                  再者,就教师个体而言,“实力是根本”,流动总要受到其自身能力的约束,教师必须具备很高的业务素质,才能够真正地流动起来。不具备很深厚的教学功底,教师的流动很难发生。教师必须努力地提高自身水平,以实现提升和流动。
                  因此,只有在“教”中成长、在思考中走向成熟,教师才能成为富于时代精神、创新精神的人。

                  从学生发展的角度来说
                  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现在,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而目前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学校之间、不同教师之间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而这些差距都直接影响教育质量并最终影响到学生的前途和命运,影响到他们的就业、生活乃至终生。这就由不得哪个家庭不重视,由不得哪个学校不重视。 高考录取率提高了,可是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反而变得更辛苦了,都在靠延长学习时间来换取所谓的教学质量。目前中小学教师的不合理“流动”,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教师水平悬殊的一种反映,也是各地区、各学校围绕着升学而展开的一种不良竞争。这种竞争其实是很可怕的,无论是薄弱学校还是所谓名校的学生都严重的“发育”不良。只有将人的培养、将完整人格的自我塑造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看作教育的最终目标,生命的无限可能性才能在教育过程中展开,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能培养出来。
                  那么,如何实现基础教育的良性发展呢?只有教师流动!合理的的教师流动,可以实现真正的“减负”,将教师和学生从超负荷的“教学”中解放出来,得以健康地成长。教育的意义本来就在于生活的变化,教师流动对学生来说一定不是坏事。学生首先应该学会的是适应环境,这当然包括适应不同的老师,这样也才有新鲜的教育空气可以呼吸!

                  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说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日本中小学教师定期流动的制度已实行40多年,为提高教师素质和工作热情、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均衡学校之间的发展水平,实现基础教育的“公平性”,稳定教育质量,改善事实上存在的薄弱校状况等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在,若干发达国家都已把教师定期轮换制度作为促进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教师流动是一种人力资源配置的新方式。只有人才流动了,才能使人才资源最大化地发挥效益,才能使社会充满活力。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教师队伍“近亲繁殖”,保证教师质量,而且人才的多元化组成还可以为教育创新提供基础,多元化的人才融合在一起(不同的工作经历,学习经历,不同的专业,甚至不同的国籍),可以改善教师队伍结构,增强教师队伍的整体功能,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教育开放、教师流动,其实质是教师专业化、教师教育质量的提高。教师流动有利于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有利于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师资和教学水平相对均衡;使各学校之间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和性别结构相对合理;使教师在业务上能有更大范围的接触和切磋,从而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使教师产生对工作环境的新鲜感,激发工作热情,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学生接触更多教学风格迥然不同的教师,从而使学生的个性更全面更和谐地发展。

                  怎样进行教师流动?

                  建立制度
                  机会增加的确容易使人变得浮躁,这是目前整个社会都存在的问题;但是单独将教师封闭起来,只会使学校越来越狭隘,越来越沉闷。建立教师地区间定期轮换制度,应该成为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
                  要解决问题,就要从制度上着手,逐步放开人事制约,为教师流动创设必要的环境和条件,鼓励人才的脱颖而出,让人才适当地、有步骤地合理流动。强化聘约管理,建立有效的管理和保障制度,以法制的形式引导教师流动。
                  除了立法以保护教师的流动外,其他相应改革措施要配套。全面实行聘任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合流流动、良性循环的用人环境。科学设岗,择优聘用,破除人才单位所有制。
                  打开学校大门,让不愿做事的人出去,愿意做事的人进来,不仅可以净化教师队伍,加强教师内部、教师和整个社会的交流,也可以促进学校改善自身管理。

                  加大投入
                  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抓起。缩小各种差距才是消除不合理流动的关键。教学条件、教育质量、教师待遇等方面的差距缩小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就需要从实质上加大教育投入,切实改善各地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教师境遇和师资培训条件,对教师多一些理解支持,多一些人文关怀,让越来越多的教师迅速成长起来,使更多的孩子都能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

                  关注精神
                  经济地位不是人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教师往往在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保障时,更加注重精神需求,他们更加看重的是事业的发展。如果只注意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而不注意优化教师的工作环境,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不可能受到强有力的激励。
                  精神因素具有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教师也可算是具备一定学科专业背景的学者,他们注重和谐的人际关系,追求教学才能的充分发展,在发挥专长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如果社会尊重教师,学校形成一种健康的氛围,广大教师还是愿意安心下来为学校作出应有的贡献的。

                  培养名师
                  教师流动并不是不要培养本校教师,相反能不能重视本校教师的培养,是能不能吸引别的学校、别的地方的优秀教师来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引进外校、外地优秀教师来工作,对加强本校教师培养也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为校长应在青年教师的培养上多投入,多关怀,多鼓励,逐步改善教育教学状况,形成自己的特色,培养出自己学校的名师。
                  总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合理的教师流动必将改变教师管理旧体制的格局,全面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从而推进教师队伍专业化的发展,推动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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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林以广老师!
                    教育发展需要教师流动的观点好,但教师流动?难!!!
                        看帖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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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铜陵奇迹”引关注 好政策如何到了铜陵[/B]
                     
                        2005年12月05日10:39   来源:《东方早报》  西安政治学院  徐瑞祥
                     
                      铜陵奇迹”成了在教育界流传甚广的一个关键词。因为这是一个无需择校的城市,这里的学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远近之别。而不久前卸任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感慨地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两相对照,反差极大。

                      从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到今天将近20年了,其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和各省市为了落实政策,不知三令五申了多少回。20年来的执行情况大家可谓是有目共睹,可谓是张保庆感慨的生动写照。可这次中南海的政策不仅走出了中南海,而且在一座远离中南海的小城市里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原因何在?

                      据笔者看来,铜陵成功的经验关键在于:用老老实实的态度落实中央的政策。老实地落实中央的政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项政策很难让所有的人都满意的,它在满足多数人愿望的同时,可能触动个别人甚至一个群体的利益,必然招致他们的反对。而且有时候这些反对者中可能就有政策的执行者,所以屡屡出现好经被念歪的现象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铜陵的成功还得益于一批老老实实的领导、校长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老实事。“一个校长决定一所学校。”一位书记、一位市长、一个好的领导集体又何尝不能决定整座城市的政策执行落实?

                      反观今天中国一些事故频仍和民声沸腾的领域和地区,往往都是没做到铜陵的两条。制平天下之策难,落实平天下之策更难。“郡县治”的路在政令通,政令通才会有“天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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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义务教育最大的"黑色幽默":铜陵奇迹[/B]
                     
                        2005年12月05日13:40 来源:《燕赵都市报》
                     
                      安徽铜陵,一个仅有70万人口的小城,却是中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人间天堂”。原来,在这个城市,“学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远近之别”;在这个城市,盛行于整个全国的“择校风”已然风平浪静。不久前,国家有关领导曾就“铜陵推行教育均衡、消除择校风”作出批示,对“铜陵奇迹”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认真调研总结经验。(12月1日《南方周末》)

                      逆势而动的铜陵,积十年之功,创造了一个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范例。那么,创造“铜陵奇迹”的成功经验到底是什么呢?对此,“铜陵奇迹”的见证人和推动者,当地分管普教长达12年的教委前副主任汪其惠给出了答案,“我们只不过是根据义务教育法和教育部、安徽省有关文件精神照做了而已”。

                      原来,创造“铜陵奇迹”的最大成功经验,竟然就是“遵规守法”。这是怎样的令人哭笑不得却又发人深省的“经验之谈”呀。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在“择校风”盛行的整个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我们的义务教育法以及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都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可见,“铜陵奇迹”是中国义务教育的一个暗喻,它隐藏的文本就是:中国义务教育之所以不能均衡发展,就是因为法规制度已经出现整体失灵。

                      谁都知道,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没有教育机会的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而义务教育的公平是最基本的教育公平。现在,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风”在整个中国盛行,这实际就是公平的义务教育被严重破坏的象征。然而,一个并没有推行任何教育创新举措的城市,仅仅靠“遵规守法”,却成了中国义务教育成功的一块“示范地”,这难道还不是整体中国教育的悲哀吗?所以,“铜陵奇迹”,不是什么教育的“成功范例”,它是中国义务教育最大的“黑色幽默”。

                      还是来看看“铜陵经验”是如何运作的吧。什么“取消了小学及初中重点学校,同时也取消了初中升学考试”;什么“划片招生、就近入学、定向切块、扶持弱校”,这些内容都是义务教育法基本规定,这样的操作都是多年来被念得令人麻木的“老经”了。可是,就是因为法律规定遵守得好,落实到位,可怕的“择校风”就真的刮不起来了,当地的义务教育就真的实现均衡发展了。

                      这不能不让我担心,这场以“教育奇迹”为表象的“黑色幽默”,带给人们的“感官刺激”仅仅会停留在“示范效应”。我真的不敢想像,当我们的教育沦落到要把一个合乎基本法律制度的实践模式视为“成功范例”,这样的“榜样价值”难道不正是意味着其他“普适性”的运作模式正在被“麻木地认同”吗?

                      “教育的均衡化可能只是一个永远的理想,正因为实现不了,才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这是教育部师范司副司长袁振国曾经说过的话。而现在,面对“铜陵奇迹”这样的“黑色幽默”,我们难道还不明白,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告别“择校风”,最大的敌人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还总是以“资源、基础”之类的“客观原因”来为之进行辩解,那么,“铜陵奇迹”到底又打了谁的耳光呢?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曾说,“要实现教育的均衡化,政府的作用是最重要的”。现在,一位铜陵的教育界人士对此认为,“根本在于政府要有公心”。所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出现靠“遵规守法”制造出来的“铜陵奇迹”这样的黑色幽默,让我不禁在想,到底谁在漠视教育公平?到底谁在漠视法律?一样的孩子,不一样的前途。这是一句令人心碎的广告语。现在,铜陵的孩子是幸福的,他们幼小的心灵不用受到“择校风”、“择校费”的无情侵袭。而这样的幸福,按照公道人心,按照法律制度,都应该是全中国的孩子共同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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