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25 15:27:50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沈颖 陈鹏
你可能不知道的西部贫困大学生现实
■同样的大学学费，在西部，这相当于一个强劳力35年的收入
■同样的就业压力，在西部，这或许意味着多年待业靠搬砖头谋生
■知识没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相反可能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这一切，亟需引起社会各界的警惕和关注
“永乐馄饨店”，在一块醒目的“用人单位”招牌前，青海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王磊停住了，这家小吃店是他暑假打工端盘子的地方。老板很热情，“小王，到我这边干吧。别人一个月给350元，我给你400元，包吃包住！”王磊没敢应声，拔腿跑了。
4月8日上午，“非公有制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青海民族学院举办，西宁很多大学的应届生都赶来了。
“好不容易读了本科，出来竟是端盘子？”王磊看上去很难过。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他，4年大学的费用几乎拖垮了全家，临到毕业，却不能靠一份满意的薪水还上读大学的“巨债”。
青海省属高校的学生中，像王磊这样家庭年收入低于1000元的贫困生，约占半数。
在“读书改变全家命运”的感召下，西部贫困地区的许多农村家庭，不惜透支家庭后几十年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学。大学学费成了他们人生中最大的也是惟一的巨额投资。可“毕业即失业”的现实，打破了他们的梦，也使两代人深陷债务泥潭。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程苏就此提交了一份西部农村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历数上学贵、就业难，引起了有关高层的注意。
“咱就把自己当一文盲”
在4月8日的非公企业专场招聘会上，本报记者看到了一长串“非传统意义”的用人单位———
天然居菜馆、豪门足浴、排骨面片馆、贾三包子馆、美容美发店、极速网吧……
就业岗位———
导购员、沙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配菜工……
郁金香餐饮服务公司的桌子前挤满报名的女大学生。中年主管扯着嗓子喊：“女生要求1米60以上，当服务员，一个月350元。要会跳舞、唱歌，每表演一次加50元！”
一家家具中心的店铺在招儿童套房的导购员，有六七个女生抢着填表。一个女生和招聘官对话：“你们有没有‘三金’啊？”
“私企都没有，你不知道吗？”“试用期多长？”“这可说不准，得看你表现。”
这女生是平面设计专业，“学校不出名，我也没信心找到好工作，家里再也没办法拿出钱了。”
招聘会上，一个学生劝同学去保安公司，“咱就把自己当一文盲，只要收入能养活自己就成，别想那么多了。”
“和初中生、高中生同样低的工资可以招到大学生，饭馆、餐厅何乐而不为？”阶梯英语公司负责招聘的马主任说，“我最纳闷的是，大学生争当超市收银员！”
“大学逐年扩招，而西部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就业岗位非常有限。”青海省教育厅下属的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普权为本报记者分析，“由于行政事业单位搞机构改革，国企也改制，毕业生原来的就业主渠道需求明显减少。我们提倡学生灵活就业，到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去，或者自主创业。但西部的企业远不如东部的发达，工资低、保障差。”
他认为，“在青海，扩招的普通本科和大专生居多，专业设置往往脱离市场，人才相对过剩。而与西部大开发的特点相适应，交通、建筑、工业等高职学校培养的技术人才，就业甚至比本科生好，一些文科的长线专业就业尤其困难。”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刘学英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浙江一家私营茧厂的老板到班上挑人，底下坐着20多个学生，老板用手指点，“这一个，那一个”，4秒钟内点了4个人。
“当时如果不是老师在场，真想立刻冲出教室。那种感觉，就像在挑非洲黑奴。”刘学英说。
在青海师范大学门口，王磊指着一辆校车说，“这辆车每天都在西宁的3所大学来回跑，送同一拨老师巡回上课，师资太缺了。”即便如此，这所师范院校的非师范生已经膨胀到超过师范生。王磊入学那年交学费，从早上开始排队，一直到夜里12时还没轮到，“腿都麻了”。
“我们专业的老师全是从历史系调过来的，上课时说着说着就绕到历史上去了。”青海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应届生李文秀说。
因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在青海很难找到合适岗位，2004年起该专业停招。2002年入学的李文秀现在边实习边找工作，“实习就是在麻将馆洗麻将。”一次次求职受挫后，她郁闷不已，“我们简直就是牺牲品。”
计划招生人数大于考生人数
民盟青海省委调研课题组不久前完成的对青海省海东地区的平安、乐都、民和、化隆、循化、互助等6县的农村大学生状况调研显示———
从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间，回到海东地区的农村大学毕业生共计8863人，截至2005年6月，尚有5900人待业。其中，乐都县、平安县的待业率分别高达82.8％和96.2％，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青海省教育厅招生办主任战斗告诉本报记者，近几年青海省的高考升学率从扩招前的不足50％一跃升至80％以上，2003年更高达88％，其中乐都一县达100％，当年，青海省高考录取率位居全国第一。而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只是60.1％。
青海省教育厅一位官员向本报记者透露，由于省内大学和省外大学近年频频扩招，像青海这样的人口小省，一度出现高校计划招生总人数竟大于青海考生总人数的怪现状。“为了满足高校扩招的需求，分数线只好逐年下降，总分刚过200分也可以上大专。大学几乎是无门槛，想上就上，这在外省是难以想象的。”这位官员说。
紧随高升学率之后的，却是低就业率。在升学率一度高达88％的青海，2003年9月底省属高校公布的就业率却只有45.9％，2004年为58％。青海大学一位教授特别强调，就业特别困难的那些学生，其实就是大学扩招后涌入省属高校的农家子弟，“限于地方财力，青海高校的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这个扩招的成本只好让农民自己承担了。”
“扩招使这些农村孩子圆了大学梦，但是因为基础薄弱，他们中很少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大多数都被扩招进了一般地方院校，而这些学校的师资、教学设施本来就差，学生短期内聚集后更加短缺，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大量农村生源毕业生也就难以就业，众多企盼富裕的农民家庭重新退回了贫困境地。”全国人大代表、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程苏说。
透支35年收入上4年大学
马上就要毕业了，大四学费还没交的王磊焦虑不已，“交不齐学费，领不到毕业证，找工作就更难了。”令人吃惊的是，王磊所在的班里，有1／3的学生未交齐学费。
4月中下旬，本报记者走访了青海平安、乐都、互助3县多个供子女上大学的农村家庭。
平安县八藏沟乡是国家级贫困乡，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有子女上大学的农户，几乎家家债务缠身，长期贫困。刘国柱的4个孩子有两个上大学，老大在青海民族学院物理系，正读大三。刚东凑西凑了3万元学费，老二又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政法系，实在没钱只好退学了，现在建筑工地打小工，一天20元。
“上大学还不如打工，上大学债越背越多。”刘国柱说，“村里好几个大学生都找不上正经工作，都干保安、推销化妆品。”
50多岁的颜宗奎到现在还住着逼仄的土坯房，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家里靠卖鸡蛋、菜籽一年收入不到600块钱，为筹学费，连盖房子的木头也卖光了。”
颜宗奎老汉本想让儿子申请助学贷款，“可一个班只有一两个人能申请到。因为前面毕业的同学找不到工作，收入低还不上，银行不愿意贷了。”
他后悔送儿子上大学，家里至今还背着近1万元外债，“餐餐都是开水就馍馍”。
颜老汉的老伴双目失明，一听记者打听儿子的去向，眼泪哗哗流，“儿子前年文秘专业毕业，没找着工作在家闲了一段，被人说闲话，有天悄悄走了。两年多没跟家里联系了，不知能不能吃饱穿暖？”
“家里花了这么大代价读书还就不了业，孩子没脸回来啊。考上大学时多荣耀，戴红花，全村人送，现在就是在外面当乞丐也不会回来了。”给记者带路的学区校长孙老师说。
乐都县虽是有名的贫困县，但自古重视教育，民国17年就有完全小学。为了儿子能读大学，马厂村一户村民把家里的房子和值钱的东西变卖了6000元交学费，“现在老两口打工到哪，一顶窝棚建到哪”。
“农民供孩子上大学本来是为了改变前途，提高生活质量。可是现在看来，一个家庭的孩子书读得越多，这家的经济状况就越差；大学生越多的村庄就越贫困。”曾到乐都县调研的青海省民盟的吴建功“发现”了经济与教育的反比规律。
青海省海东地区的2.5万余名在校大中专生中，约2万人为农村生源，“年花费近2亿元”。据统计，西部12省区农村人口近2.9亿，人均年收入1966元，而青海省的贫困县数量全国最多，近两年青海省农牧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817元，在国家级贫困县甚至低于800元。但是，10年间，大学学费猛涨约20倍。
在全国“两会”上，程苏不止一次强调几个数据对比，“按平均水平计算，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支出7000元，这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强劳力35年纯收入！”
待业一族的还债人生
就业困境使农村大学生成为新的边缘人群，尤其是待业多年的毕业生，10年内都将陷于“学债”的纠缠之中。在本报记者走访的村庄，许多农家子弟毕业后难以在城里找到工作，回到就业机会更少的原籍，多年待业荒废了所学知识，相当数量者打起短工，以搬砖头、端盘子等体力活谋生。
青海省海东地区人事局2004年的一份统计显示，乐都生源中，1998年的大学毕业生尚有15人未就业。
“大学毕业八九年还找不到工作，他们可能回家种地去了，差不多算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程苏说。
在平安县清泉村，本报记者找到了正在地里干农活的马富泰，他是青海医学院临床医学毕业生，2004年至今无工作。当年家里借债供他上学，“羊卖光了，还欠4000元钱”。
马富泰怕荒废了专业，打算过几个月去县城找个小诊所打工还债，每月能挣300元，“我的同学都进不了医院，去开出租车、倒药材。”他原本想在村里开个小诊所，“可考行医资格需要3年临床经验，启动资金最少也要3万元钱。”
在乐都一所僻远的山区学校，本报记者见到了2003年从青海师范大学数学专业毕业的李海洋。李海洋本想毕业后自己挣钱来还4500元学费债务，但没工作只好让父亲还。“他是代课老师，一个月只有100多元钱收入。”李海洋为此很内疚。
到2004年，李海洋当上了父亲所在学校的数学代课老师，一个月240元，“这点钱只能天天吃土豆”。
每年寒暑假他都外出找工作，“西宁、格尔木跑遍了，没结果”。而且，维持生计的代课老师也干不了多久，“明年学校就不收代课老师了，即使上学期我带的班数学在全县排第二，”李海洋说，“我只是个过客。”
李海洋的隔壁房间里，一个英语专业的往届女生仍在盼着当代课老师。
“有的学生甚至主动要求不拿工资，先干着，就等老教师退休、学校有新编制空出来。”程苏说。
旧有的人才吸纳体制已成就业的一大障碍。“有一个县，从西北政法学院回来20多个政法专业毕业生，一个都没进公检法系统，那边岗位是满的。还有的县师资很缺，却成立一个所谓的教育督导机构，把教师编制占满了，师范生都当不了老师。”青海省民盟参加调研的吴建功说。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有的县人事劳动部门办公室经常坐满求职的学生和家长。让青海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普权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农村老汉在政府门口坐了几天，为儿子找不上工作讨说法。
为谋一个像样的饭碗，债台高筑的农民家庭往往要交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保证金给用人单位，一些潜规则更让他们雪上加霜，“双向选择变成了选权力，选金钱，农村家庭一没钱二没关系，总是处于弱势”。
乐都县的一户村民，有一对师范毕业的儿女，5年中几次投考教师资格高分落败。今年母亲以养牛羊的名义向农村供销社贷款1万元托人送礼，儿子终于被录取，可女儿马上也要再次报名考试，“这1万元钱相当于我们一家10年的收入。”母亲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待业的大学生年龄大多在25岁—30岁之间，他们既就不了业也成不了家。“最令人心痛的是，有的毕业生甚至加入盗窃团伙，而在海东某地，已发生两起待业多年的女大学生自杀的悲剧。”吴建功说。
警惕“读书无用论”抬头
“我真的不甘心，职业学校的女孩子初中毕业都能挣700元钱，她们嘲笑我读了大学还买不起手机。”李丽说。
李丽3年前英语专业大学毕业，两年找工作无果，只好在互助县职业技术学校当会计，一个月挣400元。互助县职业技术学校目前招收初高中毕业的农村学生培训一年，政府免费提供住宿，结业发初级技术等级证书，输送到上海、江苏等地企业工作，月薪不低于700元。
上大学被农民称为“倾家荡产”式的教育。当青海省民盟调研组到教育大县乐都县调研时，有村民竟拉着调研员的手大哭：“再也不能送孩子上大学了。”
本报记者也多次听到村民抱怨，“举债三四万读大学，出来还四处晃荡，不如就做个小买卖，学点实用活。”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直言，“读书无用论”在贫困家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重新抬头，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程苏也认为，由于接受高等教育未必能在短期内改变农村籍学生的命运，家长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子女的厌学情绪日增。
新“读书无用论”还迫使一些农村家长让上大学的孩子中途退学，这一趋势更波及到中小学。据民盟青海省委调查，近几年，西部地区中小学的辍学学生正逐年增多。
西宁市某中学一位副校长告诉本报记者，她教过的一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学生家长却不交学费，逼儿子辍学。学生请她劝服家长，可该生父亲的一句话让她无言以对：“家里穷，交学费确实困难，但最要紧的是，孩子毕业了饭碗在哪里？”
(本文所涉部分应届毕业生为化名)(P1163011)
高等教育的高风险不容忽视
专家认为国家应专门研究贫困生就业问题
扩招后遗症
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504万人，是1998年的4.7倍，高校在校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有教育专家分析，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只用4年时间就走过了美国27年历程，堪称壮举。
如此快速的扩招，在给更多人上大学机会的同时，后遗症也难以避免地开始频频发作，在西部贫困地区症状更为明显。
大连理工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耿东曾是力主扩招的积极分子，但今年全国“两会”上，他却力主“停止扩招”。
5月23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程耿东对扩招的实际运行状况作了反思：招生人数从100万增长到2006年的550万，增长了近5倍，但国家重点院校的扩招规模并不大，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只增长了1.5倍。扩招主要集中在一些普通地方院校，这些高校本身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有限，而这部分扩招的学生往往来自基础教育比较薄弱、教育资源比较差的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在招收的550万大学生中，如果进行排名，地方院校扩招进来的学生处于后50万中，在有限的就业岗位竞争中怎能不处于劣势？”
程耿东院士强调，经济发展多快，高等教育就应该发展多快。1998年以前，政府严格控制大学招生数量，高校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当时扩招势在必行。但这几年扩招的实际运行中，高等教育的高风险性被忽视，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了这一高风险的事业。这不仅加重了家庭的负担，而且增加了国家风险。
“目前，我国有2300万大学生，其中超过20％是贫困生。培养一个学生的基本成本在1.5万元左右，加上对贫困生的补助，国家每年要拿出4500亿元才能使高等教育正常发展，高等教育带来的风险转移到了国家身上。”程耿东担忧，盲目扩招也影响了高等教育协调发展，高校面临硬件设施过不去、软件设施跟不上的窘境，特别是教师数量跟不上学生人数的增长，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目前我国高校扩招已经到了政府、社会、公众心理和经济承受力的极限，再扩招下去将非常危险，应该停止扩招，主要抓质量。”程耿东说。
5月1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根据当前高校的实际情况，有必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必要的财力，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有利于集中精力，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深化人才培养方式改革；有利于逐步解决当前高校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压力，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投入低产出
如果把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理解成投资行为的话，每个人都希望从中获得回报。程耿东院士认为，高等教育的高风险主要体现在贫困地区大学生投资回报率低上。
“扩招需要大量资金，国家还没有富裕到能对全国的高等教育进行补助，国家投入只集中在重点大学，尤其是教育部直属高校，”程耿东院士说，“但许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加大教育投入，甚至个别地方教育经费在下调，地方院校只能将增加的负担向学生家庭转嫁，多招生，高收费。”
而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随之加剧，东西部差异显著。本报记者从青海省教育厅获悉，高等教育生均公共经费2004年全国为2298元，而青海只有1050元，青海高校生均投入经费不足全国高校平均水平的1／2，仅是北京的1／10。
地方财政投入减少，家庭承担的比例因此不断增加。据统计，目前学生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比例在33％左右(国外通常在13％－15％)，西部则更高。“地方院校的生源本来很多就来自教育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他们举债贷款交了高额学费，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能因教致贫。”程耿东说。
甘肃省农业部门近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全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因教育支出返贫占50％。
如何改变高投入低产出的局面？青海省政协委员王绚建议，建立高校收费听证会制度，严格控制高校收费。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程方平教授认为，在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要贴近大众化，符合实际。
“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都大量兴办适应低收入家庭的短期大学。如美国、日本，社区学院、短期大学数量占高校总数的一半以上，专业紧密联系当地实际，学费是普通大学的1／10，有了经济实力可继续深造，是分阶段的终身教育体系。在我国只一味发展普通大学，缺少适合低收入家庭的高等教育形式。”
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曾在青海“两会”上建言：应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符合市场需要的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既可减轻家庭教育支出，又可培养满足市场需求的人才，缓解就业压力。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所杨东平教授认为，“从更大的层面上讲，国家要改变包办高等教育的局面，拓宽高校投入机制，探索新的成本分摊机制；可对1／3左右的高校通过部分改造或其他方式转为民营机制，实行多种投入，以减轻家庭、学校和政府的财政负担。”
破除“关系就业”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的结果不平等，“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关系就业在县一级更严重。”
这一点在西部地区尤其突出。青海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张普权主任认为，打破“关系就业”对贫困生的阻碍，靠一省一部门之力不可为，“国家应对贫困生就业问题专门研究，缩小和消除贫困生和其他学生之间的社会资本差异。”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贫困不是成为弱势的必然原因，贫困生的弱势是社会不公平造成的，是权力对比下的弱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认为，在西部，要保障贫困生的劳动权和平等就业权，政府应该保障公平就业的环境，提高法治能力，让市场来选择优秀者。
面对大学生在青海相对过剩的现状，张普权主任认为应逐步引导学生走出去，“上个月，我到江苏、浙江等东部省份洽谈。东部大型企业、民营企业吸纳力大，但一些东部的学生可能不愿意去，尤其是浙北山区、苏北等地，这样青海的毕业生就有机会了。我们采用网上招聘，建立视频面试室，降低求职成本，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贫困生，不让他们成为没有方向感的新盲流。”
程方平教授认为，西部大学生就业是个社会问题，要从整体上治理，不只是救济，“号召大学生到西部就业的观念需要改变，应该给一个宏观的政策吸引外面的人到西部创业，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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