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收获》第一期在卷首发表了巴金的一组文章。这组文章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一篇名为《致李楚材》的未完成的信，另一部分是两封名为《写给端端》的短信。《致李楚材》写于1988年，其中的“李楚材”就是当年的上海位育中学校长，当时李楚材写信给巴金，希望巴金为位育中学的纪念刊写几句话，而巴金就通过这封信表述了他对于中国教育的一点看法。尽管这封信没有写完，但是已经可以比较系统地看出巴金的观点。而“端端”的大名为祝云立，是《收获》主编、巴金女儿李小林的女儿，巴金的外孙女。
巴金非常疼爱这个外孙女，曾送给她一套《巴金全集》，在全集的每本扉页上，都写满了给端端的信，其中多语及教育，这两封短信就是从中挑选出来的，分别写于1992年和1994年。
李小林告诉记者，这三封信是巴金最后写的一批文字之一。在晚年，巴金经常思考有关教育的问题，也一直捐钱给希望工程，同时常常和青少年见面去信，巴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而青少年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在近六千字的三封信里，巴金或陈述、或感叹地表明了自己对中国教育的一系列观点，这位老人思考着，并且希望自己的思考能给中国教育、给中国的孩子们、给中国未来的希望一些帮助。
[COLOR=blue]巴金写给外孙女端端的信[/COLOR]
[COLOR=red]端端：
最近一年我多么想同你在一起，因为我有许多话要通过你留下来。但是我没有办法同你接近，你现在被“考分”压得紧紧的，哪里有时间、哪里有兴趣同我闲聊？！
我看得很清楚：你们这一代都是这样，并非你们甘心做考分的奴隶、做文凭的奴隶。我们教育制度逼着你们走上这一条路。通过填鸭式的教育，人们希望把你们培养成听话的、听话的孩子。
你念的不是重点学校，你本人也不是不聪明的孩子，为什么每天还需要拿出那么多的时间来应付功课？为什么必须牺牲睡眠、牺牲健康、牺牲童年的欢乐，只是为了换取普通的考分？……
有许多话要说，但现在多说有什么用？你现在需要的是大学录取通知，是考分。而我此时所想的是收一个徒弟。
巴金
九二年五月十二日[/COLOR]
[COLOR=blue] 巴金观点：父母是第一个老师[/COLOR]
巴金认为：“孩子们变好或变坏和他们受到的教育有关，有句话叫‘先入为主’，所以父母是第一个老师，不能把一切推给学校。帮助孩子健康地成长，所谓培养、所谓教育，不过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希望子女成龙，首先就要尽父母的职责。”
[COLOR=blue] 巴金观点：榜样的力量[/COLOR]
巴金说：“父母们的榜样力量非常大。在我小时候，父母的脾气都好，父母从未打骂过孩子。想来想去，我想不出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坏的东西。今天有些年轻的父母高兴时把孩子当作‘小皇帝’、‘小公主’，动了气就打骂不休。不多久，他们的坏脾气全让孩子学到了，孩子们只会学长辈们做出来的行动，不会学他们嘴里讲的道理和心里想的理想。”
[COLOR=blue]巴金观点：要让孩子的心开窍[/COLOR]
巴金认为：“不让孩子的脑子开窍，单靠‘填塞’、‘死记’不行。”巴金很同情自己的外孙女端端，从小学到初中，端端挎着沉重的书包，功课水平不过是中等，每天睡不够八个小时。巴金觉得，不是端端不想争取高的考分，可是她动作慢，思想不敏捷，又没有时间看课外读物，就像自己过去，老是盼望有人给一把钥匙让自己的心开窍，由自己去学，而不靠别人来‘塞’。
[COLOR=blue] 巴金观点：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COLOR]
巴金说：“我在‘大油锅’里给煎熬了十年（文革），还不曾失去记忆，还能够讲真话，追求真理，就靠了小时候养成了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这个习惯。”巴金可以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靠着这样培养起来的用自己脑子思考的习惯，巴金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摔下去却总能坚强地爬起来。
[COLOR=blue] 巴金观点：不做文凭的奴隶[/COLOR]
巴金认为，人不能做考分的奴隶、做文凭的奴隶。当代的中国教育制度逼着孩子们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上这样一条路，通过填鸭式的教育，把你们（端端们）培养成“听话的、听话的孩子”。巴金问：“为什么孩子们每天需要拿出那么多的时间来应付功课？为什么必须牺牲睡眠、牺牲健康、牺牲童年的欢乐，只是为了换取普通的考分？”
[COLOR=blue] 教育是巴金晚年的心结---访巴金研究专家的周立民先生 [/COLOR] 记者：其实，巴老在很多方面，思想是很超前的，很多观点值得我们思考。
周立民：是的。他有许多与世俗不一样的东西，比我们走得更前。今年第一期的《收获》，发表了巴金一封未写完的信。信是写给上海位育中学校长的。同时发表的还有巴金给外孙女端端的题词。两方面谈及的都是关于教育问题，其中许多在今天都有重大意义，值得思考。
记者：关于教育问题，巴老有很多想法。记得80年代中期，曾就这个问题，我与巴老有过一次比较深的长谈。他认为，中小学不应该有重点非重点之分。农村因为经济、文化落后，办学条件差等原因，办中心学校，情有可原。城市不存在这些问题，尤其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更不应该办重点中小学。办重点中小学，首先让孩子从小就生活在等级中，在重点学校的容易滋长霸气、傲气，在普通学校的易有自卑感，自暴自弃。再有，为了能让孩子上重点，繁衍出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交通问题，人情关系，腐败问题等。
周立民：巴老的这些观点很重要，问题也提得尖锐。在这方面，他有许多很精彩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并不在于办重点学校；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得先把多数人、普通人教育好，因为干实事的是他们；只有多用脑子思考的人才有真正的是非，才有认真的探索和追求；普及教育绝不是单单制造大批只知唯唯诺诺、举手、盖章的人；那些填进去的东西总不会在我的脑子里起作用，因为我是人，不是鸭子……
记者：记得在80年代，巴老对商品大潮中出现的种种物欲现象，也表示深深的忧虑，十分痛疾。比如拜金主义、腐化堕落、泡沫经济等等。
周立民：巴老是一个自律严格的人，从年轻时就这样。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灭亡》的稿费，他一分也没拿，送给了朋友。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了14年总编辑，全部是义务的，不拿一文报酬。你看，他在晚年又一次次把自己的积蓄捐出去。
记者：是的。在这方面，我亲眼目睹了好多回。当他挚爱的三哥去世后，巴老曾痛惜地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有钱了，可是钱能救得了三哥的生命吗？
周立民：金钱造就不了人的价值，遗产代替不了人的生命。
记者：巴老所追求的不是自己怎么怎么样，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有饭可吃，都有房可住，都有话可说。
周立民：这是巴金年轻时的理想。这个理想，他始终没有丢过。痛苦，是巴老晚年的重要心结。我认为，他的痛苦就在于，他追求了一辈子的理想，至今还没有实现。（摘自：《瞭望》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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