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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说相对公平--一个教育局长无奈宣言背后
       “我个人能做的只是保证相对的公平,底线是不让农村学生因为穷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江苏南通市教育局局长王炎斌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无奈宣言,这源于他眼前的两难困境:知道缺钱是农村教育的症结,但这却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明知教育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先聪明越来,但对很多特权无可奈何;作为老师自己信奉宽松教育,作为局长只能强调应试能力。(10月31日《中国青年报》)
      看着这位理想主义局长深受“两难困境”的困扰,我突然想到硬币的另一面:如果这位局长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庸俗的现实主义者,一个随波逐流的务实者,这种“两难困境”就会不折不扣地成为“不作为”和满足自身贪欲最好的掩护、最冠冕堂皇的借口。

      知道缺钱是农村教育的症结,但这却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的——这个“困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作为教育的主管部门,各地的教育局实际上根本把握不了教育问题。在国家投入不足的大背景和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似乎绝大多数的教育问题都可以归于“投入不足”。让一个人或一个部门为自己根本无从把握的问题负责是非正义的,所以教育部门实际上享受着“无须为教育问题负责”的权力。

      这种“无从问责”的结果是,教育管理者只掌握着权力,而不需负多少责任——这种体制环境,对一个官德高尚的人来说,他会凭着自己的良心竭力“保证相对的公平”;而对一个官德败坏的人来说,这是借公权牟私利的最佳土壤,因为无论教育问题如何恶化,都有“投入不足”作为掩护物,都有“这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的”来推卸,教育成为无责任产权“公共墓地”,滥权会成为必然。这就是很多地方教育腐败日益严重的症结所在。

      那位“理想主义局长”还说:明知教育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先聪明越来,但对很多特权无可奈何;作为老师自己信奉宽松教育,作为局长只能强调应试能力——这些话既可作为高尚者的“墓志铭”,也可以作为卑鄙者的“通行证”,主动地利用特权,迎合特权,将手中的权力作为寻租的工具,将公共资源出卖。

      这便形成了中国教育界特有的奇观:一方面是一些以张保庆为代表的“教育理想主义者”,在价值冲突中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一方面是一些教育蛀虫,借着制度漏洞推动和制造各种乱收费,教育问题在破窗效应下日益严重。

      我个人能做的只是保证相对的公平——一个理想主义者发自良心的善意话语中,让人更多看到的是可怕的另一面:“凭着良心办事”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更多的人能做的将是保证绝对的不公平,绝对地滥用教育权力。(作者:曹林)
    班主任之友感谢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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