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银行”为何败走绿城？
(2005-04-12)
3年前郑州市成立的“道德银行”，一诞生就处于争议之中，迄今已成了一个久远的记忆。据了解，“道德银行”真正的“业务”运转，持续时间没有超过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
早在“道德银行”宣布成立的那天起，就有人预言其笃定有“倒闭”的时候。虽然郑州市的这家“道德银行”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倒闭，但名存实亡的事实，在本质上和倒闭没有什么区别。对“储户”而言，假如“道德银行”不复存在了，当初其“储蓄”的义务服务时间还算不算资本金，这笔无形资产日后还有没有可能支取出来，无疑不是笔者所能回答了的。
只要不是幸灾乐祸之徒，相信对任何一家银行的倒闭，都不会持乐观态度。尽管“道德银行”不涉及现金存储，不过，其难以经营下去，还是值得深思的。所以，探究“道德银行”败走号称绿城的郑州的内在原因，应该不为多余。
“道德银行”败走绿城，再次证明将道德纳入商业经营的体制框架下存取，至少在目前，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我并不否认道德可以“储蓄”。亦即，从理论上讲，道德可以储蓄。古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翻译成今天的金融术语，就是善恶能够储蓄。这样就随之出现一个悖论：明明是可以储蓄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设立专业的银行--道德银行，将“行善”作为一种本金储蓄进去，待来日我需要他人资助的时候，来合法地支取相应的服务？
问题刚好出在这里。商业银行的储蓄也好，贷款也罢，必须遵循等价原则，不管我存入多少，到时还需取走多少。至于储户得到或支付的存贷款利息，是货币产生的利润。“道德银行”则不然，它既无法让道德等值，更不能让道德增值。打个比方，一个道德银行的储户存入自己志愿服务的1小时劳动，从理论上无法支取等价的一小时对等服务。这是因为，志愿服务按时间计算，本身就是将经济社会的原则照搬到道德领域，导致排异反应，实属正常。
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道德是个人和社会的单方面的不成文契约。”“但这种契约不可能以明确的文字规定下来。”结论是，“道德约定从来不见诸文字，而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
显然，茅先生以经济学家的眼光，变相否定了设立“道德银行”的可行性。真正的道德，真正的道德行为，是个人自觉奉献的东西，要求具体的回报，已经背离了纯粹意义上的道德定义。只有普遍的道德水准提高了，社会风气净化了，个人的善的回报才会逐渐实现。不过，这种回报，有别于“银行存折”式的法定回报。
“道德银行”定位的商业化，是造成“道德银行”今天尴尬的关键所在。设立“道德银行”的创意挺好，但是，要把“善有善报”的古训用商业模式来经营，显然又过于单纯了。
就像哲学家很难给“善”下定义一样，任何人也很难给道德框定一个交易规则，让它纳入交易的行列，一手行善，一首索要回报。
悖论的“道德银行”，不要说败走绿城郑州了，就是换到任何一个城市，也难以生存许久。
刘海明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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