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不满为导师“打小工” 一研究生退学[/B]
记者 李斌
 
　　当退学离校手续单盖上最后一个大红印章时，何苦（化名）突然觉得浑身轻松。从3月13日主动申请退学至今的20多天里，他一心盼望早点办完手续。“这下好了，我不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这一天是4月4日，北京春光明媚。由首都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联合研究院和中科院计算所联合培养的2003级研究生何苦提前结束了自己的读研生涯。何苦说，导致他退学的直接原因是导师要求他参与的项目内容没有科技含量。

　　“如果不退学继续学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说：“付出很多时间，却什么也学不到，难道要我拿一个没有学问的学位证出去骗人？”

　　在东北大学的4年里，读化学的何苦一直自学计算机，两年前一心准备考研的他，绝对不会想到，辛辛苦苦考上了自己喜欢专业的研究生，最后会无果而终。

　　[B]希望能使导师更多考虑师弟师妹们的前途[/B]

　　清瘦的身子，一开口就是浓重的湖南口音，才22岁就已读研二的何苦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退学决定。如果还能忍，他说自己一定会忍下去，然后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拿上一本蓝色封皮的“硕士学位证”。“我宁愿以后为退学而后悔，而不愿两年后为自己当初没有退学而后悔。”何苦相信，自己在离校后的两年里得到的东西，将比一个学位更值。“还会重新考研吗？”记者问他。他摇摇头，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如果再碰上一个这样的导师，怎么办？”

　　几天前，就在那间拥挤不堪的实验室，何苦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扎扎实实地打了两个包，随时准备走人。但是，这里再不好，总有难舍的地方，“我的师兄们和同学真的对我很好”。

　　之所以要把自己的遭遇讲出来，是他觉得自己“不能白白地走了”。“我希望自己这一走，能给下一届的师弟师妹多点帮助：使导师至少能对他们公平一点，而不能一点都不考虑学生的前途。”何苦有点激动：“我觉得‘老板’从未考虑过我们的前途。”

　　何苦坚决反对记者在报道中透露他“老板”的姓名，他笑着说：“我不希望以后再与他发生瓜葛。”

　　在他递交给学校的退学申请里，并没有提及导师和项目的问题，而是说“经过一年多的研究生学习，本人清楚认识到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将不能发挥自己的潜力”。何苦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种害怕：担心说出真实原因，档案中的记录会对自己不利。

　　[B]何苦说，博士们几年来也在做这种数据录入工作[/B]

　　是什么样的项目让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研究生何苦如此难受？“简单地说，我就是在介绍化学知识。”他用这句话概括了自己在一个大型科研项目中的主要工作。为此，何苦要查找许多化学类的词条，然后分类，建立一个本体进行介绍，如氯化钠有什么属性，密度是多少，诸如此类。在导师的这个项目中，有的研究生负责旅游景点的介绍，有人负责医药方面，工作性质大同小异。

　　对于本科学化学的何苦来讲，“现在做化学的东西就相当于学电脑的学会了开机和使用Windows和Word”。这种录入工作让他感到自己在渐渐丢失本来的专业。

　　何苦并不否认“老板”那个项目的技术含量，但他说：“我做的是数据录入，不能叫研究工作，也没有体现技术含量。”为了让记者明白这种说法，他做了这样的类比：“假如在一家软件公司，大家都是写代码的，就你一个人是扫地的，你能说你是在干IT吗？”

　　2004年9月，进入研二的何苦正式参与了导师的项目，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查化学类的词条，几乎把学校图书馆的相关字典查了个遍。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他把那些化学知识进行了分类并开始建立本体，还到处找专家咨询请教。

　　3个半月过去了，2004年12月中旬，何苦与导师谈毕业论文开题的事，论文方向是“化学知识的获取”。“你的技术路线不够。”导师当着几名同学的面说，“你这3个多月做的东西，我找一个不是学化学的人一周也可以做完。”

　　在前后两次修改开题报告后，导师依然不同意何苦开题，也没有给他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在咨询了学院的相关老师后，何苦得知，如果不能按时开题，意味着自己可能要推迟一年毕业。“那就退学吧”，何苦这样想。“推迟毕业总比你退学没有学位要好些吧？”记者问。“如果这个项目对我自身能力会有很大的提高，推迟一年我也会接受。”何苦认为，问题就在于，“我相当于是在这里浪费时间，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退步。”

　　实际上，何苦正式参与项目的时间只有3个多月，那么，这种被他称之为“数据录入”的工作，导师要求他做多久呢？导师没有说，做到什么时候只能导师说了算。而在何苦看来，化学知识浩如烟海，是一辈子也做不完的。

　　那么，又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在参与初期，要做一些琐碎的工作，等到后面就会有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内容交给何苦呢？“这种机会很渺茫。”何苦说，他“老板”的几名博士都做了几年了，还在做这种数据录入工作。

　　何苦记不清是哪天和导师说的退学的事，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老板”很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只谈了几句话，何苦就匆匆离开。“其实我心中还是有某种奢望，希望他能够挽留一下，这样心理会好受点，至少会觉得‘老板’还有点人情味。”何苦笑了笑，若有所思，“不过也无所谓”。

　　[B]父亲的两点要求[/B]

　　从化学到计算机，跨专业考研的何苦走过了一段辛苦路。

　　因为英语成绩不佳，他考研时没有被第一志愿中科院软件所录取，而被调剂到了首都师大，导师是中科院计算所的博导吴亮（化名）。“当时‘老板’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到这里来，说我能在中科院上课。”何苦说，“他还谈到了自己的项目，说怎么怎么大，是全国首创等等。”这对刚刚大学毕业的何苦而言，条件很诱人。“当时，我觉得前途一片光明。”

　　为此，何苦放弃了另外两所大学：湖南大学和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他们都打来电话要他参加面试。

　　2003年8月，离正式入校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在导师的要求下，何苦来到了北京，开始帮着做项目。这一个月，何苦干得很郁闷，有师兄劝他：不要来学校报名了，赶紧走吧。“前几天师兄还笑我，说当初不听他的话。”

　　何苦的退学对父母打击很大，但父亲很开明：“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我们都支持你。”这让何苦特别感动，他告诉记者，父亲只提了两点要求：不能因退学的打击而颓废；不能为此报复人，做违法的事。“我完全可以做到。”何苦说。

　　他想告诉所有正在准备考研的人：“要对选择导师等问题看得更清楚点。”

　　[B]导师：“如果他再回来读，我还是很欢迎他。”[/B]

　　首师大研究生部副主任宋军告诉记者，他与何苦交流过几次，希望他能珍惜读研的机会，“但他决心已定，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尊重学生的选择”。

　　4月14日下午4时30分左右，记者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一间办公室采访了何苦的导师吴亮研究员。对于何苦认为的“在项目中学不到什么东西，所做工作也没有技术含量”的观点，吴亮表示“不太好说”，他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他认为，一些研究不做进去是发现不了什么的。“学生如果对课题不感兴趣，是很痛苦的。”吴亮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在何苦接受课题后不久自己曾对他说过：如果不感兴趣，可以换导师、换课题，还可以自由研究。但何苦否认了导师的这种说法，并告诉记者，他在接手项目时就表示想换课题，导师没有同意。

　　在何苦提出退学申请后，吴亮向学校提供了一份何苦的开题报告的初稿，其中，吴亮用黄色标注了抄袭的内容，并指出：这是何苦不能开题的关键原因。在首师大研究生部副主任宋军的办公室，何苦看到了导师提供的那份开题报告，他告诉记者：那只是自己的初稿，以后又经过了两次修改。“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他修改后的开题报告。”吴亮说，至于退学一事，他称自己从未听何苦提起过。

　　记者手中有一份何苦修改后的开题报告，与初稿相比，内容有了较大变化。

　　今天，记者辗转联系到了何苦，他已经回到湖南老家，正在办理落户手续。“如果他再回来读，我还是很欢迎他。”吴亮说，“换一个课题也可以，但开题报告必须改”。 (本报北京4月14日电)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张中华）

南开：不让研究生当廉价“小工”
----给研究生涨“工资”，导师要承担30％
张国 记者 李新玲  
2005年04月15日09:11
 
　　从4月起，南开大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做科研课题，将名正言顺地拿到津贴。他们的“工资”，分别从原来的250元和300元，平均涨到400元和800元。

　　这是按照学校新出台的《研究生科研津贴的实施细则》执行的研究生助研制。为此，南开大学每年将投入1000万元给研究生发放科研津贴，但是其中的300万元由研究生导师从科研经费中支出。具体到每个研究生，导师出多大比例，还要根据文理不同专业类型确定。

　　6200多名研究生将从这项改革中直接受益，包括在校接受学历教育的所有计划内公费研究生和非在职的计划外自费研究生。一名2004级自费硕士生说：“我们的压力是最大的，除了学费自筹，平时是没有补贴的，按照这项规定，我们也能拿到一部分科研津贴了。”

　　据了解，南开大学还针对无固定收入的自费研究生设立专项科研津贴，进行一定的资助；将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和“三助”制度（助教、助研、助管）进行相应改革，其中“三助”制度将向贫困生和自筹经费生倾斜。

　　这项规定受到了广大研究生及其导师的欢迎。许多教授认为，新规定能调动学生的科研积极性，也有利于来年吸引更优质的生源，同时也能促进导师积极争取科研课题。对经费充足的导师而言，30％的负担不是问题。“我们实际上会比学校规定的给得更多些。”现代光学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说。

　　但是有一部分教师对于这项政策的出台有不同意见，因为学校还同时规定，导师没有课题和经费就不能招收研究生。

　　法学院一位教授说：“提高研究生的待遇，一是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吸引更好的生源，这是非常正确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南开大学的发展。但应该从研究生培养的大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国外的大学普遍实行奖学金制，研究生申请的奖学金就已经够租房及日常生活支出了。理工科学生帮导师做一些实验，再拿一些报酬。像我们这样硬性规定导师拿出多少钱，不太合适。”

　　物理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导师说他自己的科研项目不少，拿出钱给自己的学生不会有问题，但还是认为体制没有理顺：“国外的科研经费中专门有人工费一项，国内的科学院或是一些研究院科研项目预算中会有人头费，但是高校教师申请到的课题，尤其是从上到下的纵向课题，经费只是设备、调研、实验成本等，没有人员成本这一项。”

　　持反对意见最大的还是文史哲类的教师。一位老师说，文科的纵向课题，一个课题经费1万元钱就算多的了，与理工科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经费没法比。我们如果给研究生发补贴，科研经费就几乎没有了。有的老师研究方向非常窄，申请不到课题，难道就不能带学生了？

　　对此，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杨明光解释，30％由导师负担的规定并不是一刀切，对于文史哲类学科，有一定的倾斜。有的学科导师每月只需负担50元、100元，甚至有的学科导师不用拿钱给学生。

　　他说，这项规定的出台是研究生院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在充分征求各院系教师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一是保护学生，不让研究生成为导师的廉价劳动力，二是给导师们上一根“质量弦”：研究生培养也要讲成本、讲产出。

　　据了解，南开大学的许多研究生都参与到导师所承担科研项目的研究中，已经有一些导师给予研究生一定报酬。但目前国内高校还未确立将研究生人力成本计入导师科研经费的资助制度，导师的行为缺乏标准和规范。在国外，学生参与课题研究是可以拿到报酬的，而且许多大学规定导师没有经费是不能招学生的。

　　此外，对于博士生导师的遴选，南开大学新增了两个“一票否决”：一是学科评估，看导师是否有校级以上的科研课题；二是对于教师育人方面的评估，成立学生机构，让研究生对于导师的教学质量有发言权。 （本报天津4月14日电）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张中华）

网友：谁在妖魔化研究生导师？！

　　近来,媒体上常有关于研究生导师的种种不良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尽管这些报道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也有极大的误导性。其中最为常见的说法有:

　　将研究生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只给极低的报酬；

　　课题与专业无关或不太相关，只做一些简单的、重复性的工作，读研毫无收获。

　　结论:

　　导师是现代的“黄世仁”,研究生疑似当代“喜儿”；
　　由于导师没有责任心,研究生在学术上毫无收获。

　　……

　　看到这些报道，作为一名研究生导师，我感到极其不公平，认为有必要披露一下真实的情况，减少不负责任的报道对研究生导师的误解。

　　在我周围有许多学者，他们大都带了多年研究生。尽管少数人的确有将研究生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的情况，但大多数教师还是比较传统的，与研究生的关系比较融洽，以培养学生为主要职责。从研究生毕业后经常回学校看望导师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研究生参加课题研究或项目开发，对于研究生而言应当是一种幸运，而不是负担。大多数研究生都缺乏实践经验，对于科研工作的过程也比较陌生，锻炼一下有何不好？

　　按照现有的教育体制，研究生的科研经费和一部分生活费是由导师负责发放的，学校给导师提供的研究生经费可以说是少的可怜，很多学校是2000多元/每人，仅论文版面费、论文评审费、答辩费就会导致赤字，科研经费、设备费、生活费又从哪里来呢？在这种情况下，导师必须承接一些项目来弥补亏空。请设想一下，如果学生不参加这些项目，恐怕连基本的教学和科研资源都无法保证，还谈什么毕业呢？总不能让导师亲自上阵为众多研究生挣钱买设备吧。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无能力招生就不要招吗，免得误人子弟。众多导师也是这样想的，但能行的通吗？学校年年扩招，作为硬性指标压下来的，硬着头皮也要接。还有许多考生通过各种途径请导师招他，实在于心不忍。

　　也想对学生说几句话：科研工作不仅包括研究性强的部分，也包括辅助性的工作，这些辅助性的工作只能自己去做，对于自己也是一种锻炼(只要不过分)。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是成材的最大障碍。需要与导师沟通，导师也是普通人，大多数情况下会认真考虑学生的意见的。

　　想对媒体说几句话：在有争议的现象面前要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不能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来夸大事实，甚至歪曲事实，要对的起新闻工作者的良心！

来源：人民网

就我个人所见，这不仅仅是导师的原因，跟学校的体制和规定有很大的关系。

    我很佩服次学生之勇气。我的大学同学，正读研究生，他说：“我大部分时间像导师的保姆”。呵呵。

还是有好的导师。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导师每两个星期就要组织他们写一篇小论文。还要用幻灯片讲解。培养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演说能力。他才研一呢。

    幸好有一部分人考研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拿学历证书。

难得有这么刚硬的脊梁，非常钦佩！

[QUOTE][b]下面引用由[u]沉睡的月亮[/u]发表的内容：[/b]

    幸好有一部分人考研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拿学历证书。[/QUOTE]
呵呵，是呀。要不然，导师们可就没有学生可导了！1

[B]研究生对导师老板暗火重重：请别让我打小工了[/B]
 
LEARNING.SOHU.COM    2005年7月12日17:26   [ 李斌、李福兰 ]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北京某高校，4名工科研究生坐在一间实验室里，他们来自两个年级的两个专业，在两个半小时的访谈中，他们多次向记者抱怨：“这个研究生念得真没意思，读得太失败了。”

　　让他们如此痛苦和无奈的是“没有碰上一个好导师”。在一年半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其中的3人都在给被自己称为“老板”的导师做着与专业没有关系的项目。

　　今年6月即将毕业的张勤一提起导师，情绪就很激动，说着说着他猛地一拍大腿：“往事不堪回首，很郁闷很压抑，我都担心自己的心理被扭曲了。”因此他一再对自己强调，“千万不能变态”。

　　此时正是2月22日下午6时多，屋外寒风凛冽，在这间窄小而凌乱的实验室里，张勤闷闷不乐：“导师让我心寒。”

　　[B]研究生做着高中生就能应付的“体力活”专业？等毕业后重新学吧[/B]

　　2003年9月入学的王克，研究生学习已经过半，他告诉记者：“剩下的日子也只能在痛苦中熬过，再苦也就一年多。”尽管学的是热门的应用技术专业，但王克认为自己未来的工作前景并不乐观，至于专业，“等毕业后重新再学吧”。

　　2004年7月，王克参加了导师的一个庞大的项目。他的任务是把在全国挑选出来的7000多所中小学校的相关情况由文字转化成一定的格式，然后录入数据库。“7000多个啊，当时脑袋全懵了，感觉要完成任务简直是遥遥无期”。

　　查阅资料、扫描、校对，按格式录入，这是本科学土木工程的王克的主要工作，他称之为“体力活”。“高中水平的人就能应付下来，与专业毫无关系”。一连3天，王克扫描了3000多页资料，眼睛花了，手也麻了。“刚开始，一天顶多能介绍完6所学校，现在最快也不到10所。”做了已经快半年的王克，完成的学校还不足200所。“每天几乎是一起床就呆在实验室，直到晚上睡觉，有时还要熬通宵。”尽管如此，王克的速度也无法快起来。但导师催得很紧，有时一周能接到他好几个电话。

　　按导师的要求，到今年10月，王克必须完成规定的任务。200多天内，要完成从200所到7000多所的跨越，王克即使不吃不喝不睡觉，利用所有的时间，也很难完成。“我想至少也得完成四五千所吧。”憨厚的王克担心，“没法向老板交差”。

　　记者问：“为什么不向导师说明一下实际困难？也许他不会让你干这么多。”王克苦笑了一声：“没用的，说不定还会让导师觉得你没有能力而看不起你。”

　　记者又问：“做这个项目有收获吗？”王克回答：“除了熟悉了这些学校的情况外，专业上一无所获。”

　　[B]给导师打工月薪只有400元，连民工都不如[/B]

　　在这间实验室里，除了两台电脑之外，还铺有一张床，工作得太晚又太累的时候，赵文就睡在这里，以至一段时间里，他对自己几百米外的宿舍竟然都有点陌生了。和王克一样，他也在给自己的导师做着“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所不同的是，他已熬了两年多，6月就能毕业了。

　　赵文现在很累，一边给导师做项目，一边还得挤时间做毕业论文。去年论文开题时，因为对题目提不起一点兴趣，他找到导师想换题，导师漫不经心地说：“我手里只有这个项目，你不想做这个论文，那去找其他的导师吧。”

　　如今，导师想让他直接读博士，好继续做这个未完成的项目，但赵文已想得很明白：“我必须跳出这个火坑了。”

　　没什么休息日，有时还睡不好觉，但作为“老板”的导师一个月只给赵文400元。在“导师”面前，他觉得自己连民工都不如。

　　对于导师的苛刻，赵文以前心理一直很不平衡。但现在，他发现“好像大多数导师都一个样”。两年多来，赵文接触了校内外不少理工科专业的研究生，大都觉得读研很郁闷，能做自己感兴趣又与专业一致的项目的研究生，太少。

　　钱锐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他所在的研究所提倡将论文方向与项目结合起来。“如果结合不起来的话，就只能大部分时间做项目，另找时间做自己的东西。”钱锐说，“项目如果和专业一致，而且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话，多参加项目还是有好处的，否则就是纯粹地给老板打工。”

　　研三的钱锐入学时就参加了导师的3个项目，但他的运气不好，这些项目都已接近尾声，而导师又没有其他的项目。所以，这几年来，钱锐对项目的主要“贡献”就是“后续的维护工作，很琐碎，收获不大”。

　　[B]项目是维系师生关系的惟一纽带？[/B]

　　2004年2月，上海交大计算机系一位66岁的博导遭到9名研究生的“罢黜”，原因在于这9名研究生认为，导师让他们长期为他的公司做项目，而疏于对他们的学业进行指导，使得他们无法进行真正的研究。导师最终被更换。“我特别能够理解他们，如果读研的主要任务就是给老板干活，读研还有什么意义呢？”研究生张勤说，他非常渴望能够改变目前这种导师“压榨”学生的状况，“不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就真的完了。”在他眼里，导师和学生应该是平等的，“但由于导师能够决定你能不能毕业，我们有苦也不能诉”。

　　张勤曾试着将导师的情况向系主任说过一次，但没有一点用。“系主任肯定不愿得罪导师。”对于这个举动，张勤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好在导师不知道我在告他的状，不然我的日子会更糟”。

　　任东是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该校2003～2004年度的研究生科研奖励评选活动中，他的一位学生荣获一等奖，任教授因此获得优秀导师奖。

　　和几乎所有的导师一样，他目前承担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课题也需要研究生的参加，他告诉记者：“我的课题和学生的研究方向是一致的。”他还经常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参加一些大型的学术会议，并且让学生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的论文。学生外出开会都是坐飞机，费用都从他的科研经费里出。他还和学生不定期地举行学术沙龙，每次交流之后，任教授都会及时在电脑上记录下每个学生的情况，以便下一次能有针对性地指导。他奖励学生发表论文，奖金从1000元到1万元不等。

　　任教授说：“我希望在我的周围能形成一个古生物的学术研究圈。”

　　对任东这样的导师，赵文很向往。但他很失望地发现：项目，几乎成了维系自己和导师之间关系的惟一纽带。和导师一起，谈得最多的就是项目的进展。他的一位已经毕业的师兄在项目完成后，导师几个月内都没和他联系过。“导师让我对老师曾经有的亲切感和尊敬消失了，我只希望他能对我好一点，公平一点。”赵文说。

　　[B]改变研究生对导师的人身依附导师应有所顾忌[/B]

　　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许纪霖教授是上个世纪8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在他的印象中，理工科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的现象当时就有了，但是不普遍。“1992年，中国进入市场化以后，老板成为一种尊称，不再有贬义，学生称导师为老板就开始普遍化了。”许纪霖说。

　　对这种称呼，很多导师欣然接受。称导师为老板，这是不是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关系的异化呢？许纪霖说：“这种称呼背后其实包含某种无奈。”

　　在他看来，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确实存在一种雇用与被雇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更可怕的是，“研究生除了自己的劳动力，连在学期间的自由也被卖掉了”。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许纪霖认为，关键在于改变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弱势的学生，永远在被选择而没有选择权。”为什么学生不敢向系里和学校反映那些问题？“就是因为有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如果改变这种关系，导师也就会有所顾忌。”

　　如何改变呢？许纪霖认为，要改变研究生一入校就被分配给某个导师带的做法，赋予学生理性选择导师的机会。“在一年或一年半的基础学习阶段，研究生应该属于整个学科而不是某个导师，在写论文的时候，才开始跟导师。”

　　对于学生帮导师打工之事，“关键问题在于学生干的是什么样的活，如果与研究方向有关，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能提高自己的科研和创新能力。”任东教授说，“如果是完全和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无关的课题，对于生活困难的学生来说，在节假日帮导师干一干，赚点钱来维持生活，也无可非议。”但任东强调，“大量占用学生的时间来干和研究方向无关的事，那只能导致学生对导师的敢怒不敢言，导致师生关系的紧张和异化。”

　　因此，他也主张实行双向选择。“研究生一年级不要分导师，让他们充分地了解导师的情况。那些经常利用学生当廉价劳动力的老师，在学生中的口碑肯定不好。研究水平和人品都不好的老师，在双向选择中就会被淘汰；同样，如果学生一入校就混日子，也会被淘汰。

　　（为保护学生，接受采访的4位研究生为化名）

[B]导师和研究生为什么互相看不顺眼[/B]
 
    2005年07月12日14:50  
 
　　看完厚厚一叠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后，清华大学的李教授除了累，感觉更头疼的就是一些论文的质量。在他眼里，有些论文与其说是“论文”，还不如叫“读物”。

　　本报曾刊发《研究生对“导师老板”暗火重重》等多篇报道，揭示了目前一些导师靠带学生捞取名利，研究生难以学到真本事的状况。而种种社会舆论塑造的导师形象则是“使用廉价劳动力、对学生不负责任”。那么，导师们又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生呢？

　　“他们很聪明，但不够刻苦，还有点急功近利、虚荣浮躁。”一位导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B]研究生喜欢幼儿园阿姨式的导师？[/B]

　　耐得住寂寞，坐得稳冷板凳，一直都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条件之一，对研究生也不例外。但随着研究生扩招的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研究生踢开了“冷板凳”。

　　每个新学年开始，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都会给新生一张书单，上面开列着100本书的书目。在他看来，这些都只是该学科的“入门读物”。但是，总有学生会和他讨价还价：“老师，是不是太多了！”

　　“这还叫多呀！我们10年前读书的时候，光是专业书就差不多50多种，每周还要交读书报告。那时的读书报告质量也高，基本都发核心期刊了。”这位教授说。

　　而据记者了解，在某重点大学新闻系，导师所开列的书单大都被学生们置之脑后。“刚拿到书单时还很兴奋，计划要读多少多少本书，但没过几天书单就不知被我扔到哪里了。”已经留校任教的刘非（化名）说，导师建议的100多本书，他只读了几本。

　　即使面对导师的压力，一些研究生也不会放在心上。一个多月前的一天，是某大学自动化系的2003级研究生提交开题报告的日子，但赵老师却在为学生们的论文开题发愁。尽管一年前他就开始催促一个研究生准备开题报告，但开题前几天，那位学生还只有几张简单的幻灯片。而这样的同学并非个例。

　　“老师，您给我选个论文题目吧！”每次面对学生的这种要求，北京一所高校的郭教授都会觉得很奇怪，“难道你们看书、实践就没有想法吗？”有导师认为，一些研究生更喜欢幼儿园阿姨式的导师。

　　[B]学生抱怨为导师打小工 导师批评学生眼高手低[/B]

　　“给导师打工月薪只有400元，连民工都不如。”此前，在本报的采访报道中，几位研究生都有类似的感叹。但最让他们不满的是：自己花费大量时间和导师做项目，却对所学专业没有什么帮助。

　　在国内某知名高校的BBS上，一篇题为《如果我是一个老板》的帖子引来众多跟帖。这位还是研究生的“老板”许诺“每个月至少发2000块钱”，于是有人回帖说“我跟你吧”。更多人感叹：“满目都是剥削、压榨，真向往那种导师严谨治学、师生关系融洽的境界。”

　　“我们也有苦衷啊。”自己被称为“老板”，一位导师心里很不舒服，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花在学校、院系、研究所和人工费上的经费约占一个项目经费的30％，此外，还有30％给学生发奖金，剩下40％用于课题。“如果说学生是在为老师打工的话，那我们又在为谁打工呢？”

　　对于本报曾经披露的研究生为导师“打小工”的现象，不少导师认为这是极个别的情况。“有的项目确实是单纯为了经费”，某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吴子牛教授说，“但更多的是可以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而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舒继武副教授看来，课题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从申请到答辩，从设计方案到小组分工，每一步既提高实践能力，又锻炼团队精神。

　　“有些学生眼高手低，希望上来就做个大的课题。可是，科学研究总要一步一步来吧，再说研究本来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因此，一定意义的重复也是必要的。”舒继武说。

　　[B]一个月写一篇博士论文很常见 师生关系今非昔比[/B]

　　一位研究生拒绝了导师让他继续读博士的要求，他说：“我必须跳出这个火坑。”一些导师的行为让研究生“心寒”。

　　在清华大学的李教授看来，师生关系还没有恶化到这种程度，但现在和过去“简直没法比”。他用“亲如父子”形容自己和导师的关系：“有一次住院，师母为我熬粥，华发满头的导师提着粥送到医院。”而今，竟有导师不认识自己的学生。

　　“现在一个导师带二三十个博士生都成了家常便饭，而过去呢？甚至硕士生都有可能是几个导师分管一个。”李教授说。

　　不一样的不仅仅是师生关系，还有论文质量和学术水平。郭教授告诉记者，其博士论文写了3年，并到各地作了深入调查。那篇论文成为该领域的开山之作。现在的学生呢？“一篇博士论文一个月写成的都很常见，一般也就是半年吧。质量不高，没有理论框架，没有思想观点，往往都是数据的堆砌。”一名导师如此评价。

　　[B]“板子不能都打在学生身上”[/B]

　　虽然有着许多不满，可一提起自己的学生，许多导师还是尽量说好话。“他们其实很聪明，只是不够刻苦，可能现在的诱惑太多了吧！”郭教授说。

　　“板子不能都打在学生身上”，李教授认为，“现在的学生是从应试教育中过来的，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是一种惯性。而且就业压力这么大，研究生学制又压缩为两年，学生的焦躁和浮躁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说，有些导师也很浮躁，不肯踏踏实实读书做学问，怎么能要求学生呢？”

　　师生之间产生矛盾，还有互相不适应的原因。“比如，理论型的学者带了爱好操作的学生，或者爱好理论的学生找了擅长操作的导师等。”曾经在加拿大和美国做过访问学者的郭教授说，“这是一开始就选导师的弊病”，据她了解，在国外，硕士研究生在课程阶段不选固定的导师，直到写论文时才根据对导师专长的了解选择辅导老师，同时，老师也有充分的时间考察学生。

　　“我们现在的研究生培养，都快变成一种产业了，而不是对人才的培养。”一位导师尖锐地指出，“只有以学生的长远发展为本，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实习生 杨芳 本报记者 李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关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