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需要信仰
 
　　□龚隽
　　信仰问题成为当今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教育中的信仰与宗教信仰的灌输不同,它需要配合文化的教养,特别是不同传统文化的学习
　　2007年,哈佛大学通识课程改革。旧制通识课中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study)改成了“文化与信仰”(cultureandbelief)。据说,哈佛发现当今学生热衷于讨论宗教问题,为因应变化,通识课程就加进了这一内容。但为避免造成在学校传教的误会,最后决定以程度较弱的英文词belief代替强信仰的faith。就是说,在淡化宗教因素的同时,而改重信仰及文化的内涵。课程变化还表明一种深层的思考,即信仰问题成为当今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作为教育中的信仰与宗教信仰的灌输不同,它需要配合文化的教养,特别是不同传统文化的学习。
　　通常,健全人格的培养离不开对不同信仰系统的文化理解,而这又必须植根于不同传统的文化(包括宗教)和历史之中才能够落实。正如但丁所说“一切事物中的最深欲求从一开始就是要回到源头”,生命教育的问题就是如何回到不同文化传统的教育当中去。西方近代以来的大学教育制度在脱离神学的同时,也把人生的价值和信仰问题抛在一边。在现行大学课程设置中,传统人文科目对学生主要还是一种知识的训练,而不是教养的传输。就是说,这些课程本来就不承担生命教化的任务,传统教育所要求的那种“变化气质”之学,在现代教育制度中被暂时悬搁起来,以保证人文科目的客观和公正。这看似把人文教育科学化,同时却使其不再去面对生活,更不允许信仰的渗透。于是,大学教育中的各种文化和传统教育成为各种学科的专门史,而把知识与涵养、闻见与德性截然劈成不相干的两端。德国哲学家尼采就专门批评过这种现代主义的学科方式,说它只着重知识而不是人格,把人变成会“走动的百科全书”,从而把现代人给毁坏了。“现代人”是一个充满诱惑而又令人困顿的概念。中国的教育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当我们步西方后尘,把大学教育变成单纯的知识传授之后,学生的人生价值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精确的知识并不能保证他们过有德性和幸福的生活。大学的人文学教育还没有成为一种有效的生命课程,因此“文化与信仰”这一课程,对我们来说亦显迫切。目前,生命问题的解决通常停留在一般伦理和心理学的层面来进行,而对于教育中的信仰问题,迟迟没有作出重要的讨论。而我们从当下大学生对信仰和宗教问题所发表的言论当中,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在这方面的基本素养是多么地匮乏。一段时间以来,有些民间教育试图以各种传统性的书院和读经班等形式,通过回到传统古典的教育方式重新找回“文化与信仰”。他们以为,回到传统文化,乃至其生活方式,才能够把被现代化教育制度所压抑了的生命价值点化出来。人的价值实现,并不是通过累积知识的石块就可以完成的,而要通过“整个生命的具体改变”来实现。
　　一段时间里,我很赞成这类补充式的教育可能给年轻人带来某些文化和人生价值方面的训化,但结果看来不尽如人意。我意识到,不管对传统的价值保持怎样的忠诚,传统文化和信仰的教育也很可能因为教错和偏执而引入歧途。更有甚者,那些热情的传统主义者在中国文化诗意的栖居中找到了某种民族主义的自满和优越感。他们把西方和现代主义置于一个很奇怪的想象当中,好像回到传统就必须对现代生活和教育研究制度进行抗议。这也说明,有关信仰价值的教育必须在belief而不是faith的意义上面来进行,才是比较健全的。马丁·布伯说得好,与传统积极的关系应该是吸取传统的元素,以呼应当前生活的各种问题和需求。传统教育并不是去重复古代的教义和仪式,而是获得一种具有根源性的选择力量———通过那种力量去倾听一种呼唤———一种对他们时代和生命所需要的呼唤。我们的教育需要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培植,同样需要现代意识的转换能力。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