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ZE=3][FACE=Times New Roman]台湾人柏杨大约在上世纪[/SIZE][FACE=Times New Roman]80[/FACE][FACE=Times New Roman]年代写过一本叫《丑陋的中国人》的书，列举了中国人种种丑陋的品质，其中一条是“窝里斗”：一个人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在一起就是一窝虫。柏杨的文章那时被大陆的舆论批判得很厉害，我当初也“义愤填膺”，认为柏杨是“民族败类”。后来了解到柏杨还写过《丑陋的日本人》。[/FACE][/FACE][/P][P][FACE=Times New Roman][SIZE=3]如今，我发现中国人处处都在“窝里斗”，要不然“一群人参与”的足球运动中国人为何老是不行？[/FACE][/SIZE][/P][P][FACE=Times New Roman][SIZE=3]中国人创造出了政治领域的量化评分指标，作为各级“选举”的替代品，因为官员不由老百姓选举产生，官员好与不好由“上面”认定，上级“拍脑袋”认定显然不行，于是创造出了一套当初自以为严密，后来又发现有重大漏洞、不断改进中的“量化评定标准”，各级政府官员每年都会被上级官员量化打分分奖金，或者被诫勉谈话，甚至下课。[/FACE][/SIZE][/P][P][FACE=Times New Roman][SIZE=3]这样的体制理所当然地被推广到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教师的教学水平如何？那就“评”嘛，所以有了“评职称”一事，一件关乎教师收入的大事。[/FACE][/SIZE][/P][P][FACE=Times New Roman][SIZE=3]评职称的量化指标不可谓不丰富，或者说是“大杂烩”，背后的考量，说不出口、见不得光的原由确还是“钱”。[/FACE][/SIZE][/P][P][SIZE=3][FACE=Times New Roman]W[/SIZE][FACE=Times New Roman]总理时代，推行绩效工资，政府认为他们涨了教师的工资（姑且这么认为），财政经费无法负担，于是严格控制中高级职称的人数，设置种种限制条件。[/FACE][/FACE][/P][P][FACE=Times New Roman][SIZE=3]评职称需要普通话等级证、英语等级证、计算机等级证、公需课合格证，这些方面与教师教学水平有关？政府认为有关就有关。正如“欲加之名，何患无词”，即使是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同样可以说出一大堆合理理由的，譬如“公平、公正、公开”之类的等等，“存在的即合理”嘛，再说“人民”也不懂教育，又没有发言权。何况老师们考这些证需要花一大笔报名费、资料费，这些钱自然流进了上层社会精英的口袋中。政府能从政府管理的老师身上“挣钱”，照此逻辑，老师为何又不能从老师“管理”的学生身上“挣钱”呢？[/FACE][/SIZE][/P][P][FACE=Times New Roman][SIZE=3]评职称需要写论文，而且要在经过认证的杂志上发表，或者要在政府举办的竞赛上获奖，这又给精英们提供了挣钱机会。所以，我教育自己的学生将来一定争取成为“社会精英”。论文大可不必自己写，花钱请别人写可以，乱写一通，花钱发表也可以，或者花钱找关系评个奖也可以，总之，满足这项条件必须花一笔钱。[/FACE][/SIZE][/P][P][FACE=Times New Roman][SIZE=3]再说说所谓评价教学水平高低的“真正“指标——学生分数。教师所教学生的分数必须比本学科的其他学校老师以及本校老师的学生平均分高，同时还要比本校其他学科老师学生的平均分更高，这样才能在职称打分中超过“竞争对手“，真应了“一将成名万骨枯”之名句。评职称的压力也是某些老师体罚学生的原因之一。[/FACE][/SIZE][/P][P][FACE=Times New Roman][SIZE=3]另外一些评职称的条件是“工作需要”，与职称所代表的教育水平根本无关。没老师愿意到农村工作，那在评职条件中就可附加一条“必须在农村学校工作一年”，没老师愿意当班主任，那就附加一条“必须三年班主任经历”。[/FACE][/SIZE][/P][P][FACE=Times New Roman][SIZE=3]可以把老师分为三种：一种“在路上”，为了评职称，走在“不死也要脱层皮”的路上，所教学生虽然苦，但考试成绩“必须”好；一种“混在终点”，职称是终身制，一旦评上，就可以安然养老，有些老师“乘机”实行素质教育，学生乐，但成绩往往不好；还有一种“混在起点”，对评职称的种种“刁难”呲之以鼻，自得其乐，也实行“素质教育”，学生成绩往往也不好。[/FACE][/SIZE][/P][P][SIZE=3][FACE=Times New Roman]W[/SIZE][FACE=Times New Roman]总理时代制定的评职称原则中，本来有“学生评价”、“社会评价”的，可实行政策的政府部门岂能把“挣钱”的机会交给“人民”，这些项目要么大家得分都相同，要么被“选择性遗忘”。[/FACE][/FACE][/P][P][FACE=Times New Roman][SIZE=3]指出别人的错误易，提出自己见解难。像央视、报纸上的评论家一样简单的说“要改革”易，提出能仔细操作的方案难。西方国家把对学校的评价交给第三方，最近也开始在中国流行开来。我却不乐观，第三方也可以被政府控制嘛，况且很可能“一放就乱”，高校自主招生不就为高校的精英们增加了挣钱机会吗？几乎所有外国经验到了中国都“水土不服”，根子在哪里？[/FACE][/SIZE][/P][P][FACE=Times New Roman][SIZE=3]我们这个时代可以以“承诺时代”载入史册。且不说各行各业签了字的“多如牛毛”的承诺书，各种可以作为承诺的政策、规划、规定、纪律，甚至法规法律也不断被制定出来，有多少被重视了、被执行了？[/FACE][/SIZE][/P][P][FACE=Times New Roman][SIZE=3]我们用“承诺”掩饰自己的“虚弱”，爱情如此，政治也如此。没有人民充分参与的改革都是“一阵风”。[/FACE][/SIZ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