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教育券”值得一试 [/B]
 
  时间：2006年03月31日00:13   【来源：深圳新闻网-深圳商报】
 
　　“教育券”能否成为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一把“钥匙”？东莞市市长日前通过传媒表示，拟通过发行教育券来解决流动人口免费义务教育问题。其设想为：由流动人口（农民工）子女根据核定的标准，向其流出地政府申领相应面额的教育券，然后凭券抵扣相应的费用，买来免费的教育权利，到流入地学校就读。

　　事实上，由于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的存在，教育问题已成为发达地区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东莞市长提出的“教育券”，进行跨地区的教育券制度，恐怕实施难度不小。但是如果仅仅在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实施，或许能够找出一个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的办法。

　　“教育券”是一些美国学者针对弱势学生教育机会不均等与不公平的状况而提出的。1962年，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首先提出教育券制度。其要点是：政府发给每位学生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即教育券），以此支付部分学费。这样，家长可为子女选择任何学校就读，不再受到学区的限制。而学校将所收集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所需费用。于是，学校间将会为了争取学生和经费而互相竞争，努力改善教育质量，以符合教育消费者的需求。英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智利等国都在探索和普及这一制度。在国内，一些城市也在探索，媒体报道的湖北省监利县和浙江长兴县都有着不错的效果。

　　对于“教育券”，社会上的争议很多。比如谁来发教育券？谁能享受教育券？根据什么标准发？还有人推测，会不会有的家庭出于贫穷原因而将教育券出售？无论怎样，有一点却是共识：当选择权掌握在普通人手里时，教育资源不公平的现象肯定会有所缓解。

　　一所学校提供的教育质量是和所获得的教育资源是直接关联的，而政府分配资源时并不能做到完全公平。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存在的不公平是很明显的，比如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又比如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而且这种带有很强“身份”色彩的设立使得处于优势地位的学校很容易形成垄断，甚至会出现“以较高的教育成本提供较低质量的服务”的负面效果。

　　如何提高我们的教育公平度？教育券值得一试。这个方案具有多种好处：引入了市场竞争，让学生用脚投票，引导教育资源合理流动，促进学校提高办校效率和办学质量，同时还可以提高民间办学的积极性。智利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普遍实行，目前它的私立学校占全国学校总数的40％。当然，为了更稳妥地推进这项制度，我们不妨先选一个试点。

[B]为什么“教育券”不是好办法[/B]  
 
  时间：2006年03月31日00:15   【来源：时代商报】
 
　　新闻原点：在本次全国“两会”上，来自广东东莞市的刘志庚代表提出发行“教育券”的设想：由农民工子女向其流出地政府申领教育券。在流入地学校就读时，凭券抵扣相应的费用。再由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之间，按实际发生的教育券数量，经中央政府进行转移支付。

　　在刘志庚看来，东莞市没有责任为外来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埋单——“一边是巨大支出，一边是没有补偿，这显失公平”。据3月14日《南方日报》

　　把上学问题和缴税问题联接在一起本身就不对，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有资格享受义务教育法的恩泽，即使家人没有工作、即使家人没有为政府上税，也理所当然地享受上学的待遇。只要是中国人，就有一张通行全国的“教育券”。所以“教育券”异地转移的提法不那么恰当。

[B]发放“教育券”能否拯救职业教育[/B]  
 
  时间：2006年04月21日07:07   【来源：中国青年报】
 
　　[B]瑞安市鼓励学生上职高的做法引来褒贬不一[/B]

　　3月29日，记者刚刚坐到浙江省瑞安市教育局局长办公室的沙发上，叶耀国——这间办公室的主人——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教育券理论”以及该理论在瑞安引起的“神奇”变化。

　　[B]一张券火了职高招生[/B]

　　叶耀国说的其实并不复杂。2001年，当他刚刚履新教育局局长职位时遇到一个大难题，“全县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很低，和瑞安全国百强县身份非常不相称”。不到70%的升学率看起来扎眼，说出去难听。

　　叶耀国对当时的形势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初中毕业生无怪乎四类：学习好家境又好的，出路肯定没有问题；学习好家境不好的，问题也不是很大；学习不好家境好的，父母肯定有办法；学习不好家境也不好的，绝对是老大难。不解决这部分孩子的上学问题，升学率肯定上不去。怎么解决？叶耀国开始尝试一种该市从来没有实行过的政策：发放教育券，让他们上职高。

　　是年，瑞安市教育局专项拨款170万元作为职业学校招生奖金。其中50%作为改善办学条件，50%作为贫困学生的助学金。不过，职业学校拿到这个招生奖金的方式跟以往有些不同。根据规定，凡是愿意上职高的学生可以到教育局领取额度为200元的教育券，凭券在入学报到时可以作相应的学费抵缴。事后，学校可以拿着收来的教育券到教育局兑换现金领取奖金。

　　[B]此举大火[/B]

　　那一年，瑞安大多数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比上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民办高中招生占高中阶段总招生数的27%，比上年增加了8个百分点，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率达80.1%，比上年猛增10个百分点，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招生数比例由原来的1.5∶1下降到接近1∶1。瑞安市计算机学校2001年招生人数只有300人，2002年突增至540人；瑞安市永久机电学校2001年只招到170人，2002年增加了46名学生，2003年招生总数达到386人。全市职业高中2001年只有3956人，2002年增加至5292人,去年接近7000人。

　　2003年，瑞安市又提高了奖励额度。对就读民办综合高中、民办职业高中的新生，继续以教育助学凭证的形式实行奖励，每个学生在第一学期入学和毕业时可分别享受200元的奖金。2004年，这个数字是到400元。2005年是500元。

　　叶耀国认为这一做法收到了实效，而且也没有增加多大的财政负担，“浙江省、温州市教育行政部门对我们都是充分肯定的”。

    [B]教育券有个洋出身[/B]

    不过，叶耀国坦言，教育券并非他们的创造，他只不过结合自己的需要拿来用用。教育券的“生父”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费里德曼(M ilton Friedm an)。1955年，他根据托马斯·帕因提出的设想，针对当时美国公立学校一统天下、教育制度僵化、效率低下的现状，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理论。其基本观点是改变政府对公立学校的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通过预算的教育经费经过折算，发放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给每一位学生，学生凭券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到政府认可的任何一所学校(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就读，而不受学区的限制。学校在收到教育券后，可以凭教育券从政府那里兑换与券值等额的教育经费，以支付办学费用。

    与瑞安意在提高职高吸引力不同，费里德曼的初衷是，通过教育券制度的实行，增加学生的选择权利，把竞争机制引入教育体系。随着教育券的流动，能实现优胜劣汰，打破公立学校的垄断局面，形成良性、公平的教育竞争体制，最终实现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的提高。

    事实上，在国内实行教育券的也不止瑞安一地。在浙江湖州长兴县教育券的发放同样也如火如荼，也取得了引人关注的成绩。据报道，长兴的教育券使职业教育有了迅速的发展，有统计说，该县也是在一年内就让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招生数比例由原来的1.37∶1下降到1∶1，达到了省教育厅的规定，同时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也由2000年的68.3%上升到2002年的81.9%。2002年，长兴此举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众多学者和专家都加入到关于教育券的讨论中来。只不过那时候，教育券对于职业教育的作用还不是重点。

    叶耀国认为，教育券一方面减轻了学生上职高高学费的负担，另一方面给与职业学校以物质的奖励和精神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学校提高了办学的积极性，扩大了招生，保证了学校的良性发展。一位职高校长说：“补助的钱并不是一笔很大的数额，但对我们的意义可不一样。首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然后是许多学生家长因此消除了对职业学校的偏见，对我们争取生源非常有利。”2004年，该校拿到教育局8.6万元的奖励。

    [B]教育券难挡高考“魅力”[/B]

    虽然在瑞安教育系统内部对教育券赞誉有加，但是在系统外的一些人对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仍然持质疑态度。实际上，叶耀国总是要面对一些责难，特别是常常被问及公共财政应不应该不分亲疏地花到所有职业学校中去。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发现，瑞安的职业教育并没有明显走出窘境。

    去年，民盟瑞安市委曾经就瑞安的职业教育状况作了一项调研，结果并不那么乐观。民盟委员陈良明表示，瑞安的职业教育质量并没有达到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程度。不管是师资力量还是资金投入都明显不足。另外，由于人们的旧有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依然以为只有读大学才能有出息，职业高中不得不日益普高化。

    陈良明说，在瑞安，有的职业中学“挂羊头卖狗肉”，名曰职高实同普高。教学的内容侧重于文化课的教学，专业技能课开得很少，学生技能训练时间不足。瑞安一知名的重点职业中学更是把中考成绩文化课优秀的学生组成一两个普高班，集中最好的师资，创造最好的教学条件进行高考应试教育的试验，决心与普通高中在高考升学率方面一比高低，以证明自己的办学实力和教育教学水平。

    有人士据此认为，教育券所造成的职高升学率上升可能存在一定的“水分”，即使上了职业高中，人们仍旧是奔着普通大学而去的。

    有的职业中学“挂羊头卖狗肉”，名曰职高实同普高。教学的内容侧重于文化课的教学，专业技能课开得很少，学生技能训练时间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