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年04月27日14:06   【来源：新京报】

　　据新京报今日报道,南开大学昨天公布一份《关于超期未毕业博士研究生的处理决定》，对1997级（含1997级）之前入学的28名延期毕业博士生按结业处理。这些学生的学习时间已经超过9年，其中既有全日制博士生，也有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者，以在职博士研究生居多，从学科分类上看，文科居多。南开大学校方透露，这28名博士生均已修完博士课程，但并未提交博士论文，因此达不到毕业要求。

　　对此,南开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佟家栋教授在接受搜狐连线采访时表示,这只是南开研究生培养制度的一次试水,南开要在严格控制结果的同时，对研究生教育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监控。

　　问：对于这一处置结果，到目前为止，校方有没有收到这28名博士生的任何回应？

　　佟：没有。在结果公布之前，有个别老师和学生提出可否再给一次延迟毕业的机会，但是学院没有同意，2004年制定的《南开大学研究生学则》规定，“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为3－4年，最长不超过6年。既然是一项已经成文的制度，就应该严格按制度实行。

　　问：为什么以前没有淘汰过“积压”博士，第一次淘汰就这么大的比例？

　　这是一个长期的积压，有的已经是积压了好几年的情况，本来就该结业或者肄业，这次是集中解决，主要针对1997年入学的博士生。今年年底还将淘汰一批1998年和1999年入学的完成学业但没有达到毕业要求的博士生。以后我们会将此形成为一种制度，定期淘汰超过6年的博士生，保证学位教育的质量。

　　问：听说这28名博士生主要以在职的为主，具体来看，在职的可以占到多大比例？没有达到毕业要求的原因是什么？

　　佟：如果十开的话，应该是三七分，在职的占七成。但是没有提交论文的原因很多，有因为工作忙顾不上的，有能力有限者，也有个人兴趣转移了的。从职业构成来看，这28人主要分三类：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和在职教师。

　　问：听说一年半之前，学校发现这些学生仍没有按照要求完成博士论文时，就通过导师告诉他们，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博士生没有提交论文，是校方通知没有下传到位吗？

　　佟：通过导师传达是最直接的办法了，可是有的人已经自动放弃与导师的联系，连导师都找不到，这样的学习态度怎么可能顺利完成学业呢。

　　问：有网友提到，学生没有达到毕业要求，自身的原因当然是最主要的，但是学校和导师也一样有责任。

　　佟：这是当然的。作博士论文，导师有督促、指导责任，老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但是我们不是单纯区分责任，我们通过这次行动，主要是强调一种制度，表明学校、导师、学生在博士生教育各方面任务没有完成。因为现在还属于制度的过渡时期，对于以前的历史原因，诸如学生来源，导师指导方式等，我们并没有深究，对导师也没有直接批评。但是以后会加强个方面的责任管理。

　　问：对于博士生的培养，是不是唯论文论，有没有可能有更科学多角度的评价体系？

　　佟：毕业论文是博士生毕业的必要条件，也是最基本的条件，我们对于一篇博士论文的评价，也是一个相对全面的评价体系，包括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应用创新三方面，也是考虑到全方位多角度的评价。

　　问：有网友说，这些人没有毕业，还是不够牛，跟导师关系不好，否则导师都找人给他写论文了？

　　佟：呵呵，我理解有些人通过一些侧面渠道，了解到一些个别现象，然后将之夸大。我想说的是一篇博士论文的通过，使一个严肃的学术制度的体现，开题有开题指导委员会，答辩有答辩委员会，评价有该领域的专业委员会，决不是一个导师和学生两人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通过慢慢了解大学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学术体系，就会正确的认知这个现象。

　　问：您一直表示南开的这次举动是一个制度的试水，那这个博士生培养制度还有什么内容？

　　佟：应该是全过程的监控、追求目标，从招生时就招一些有创新精神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学生，规范性控制整个的培养过程，然后追求目标的圆满。

　　问：南开最近一直在压缩博士生招生,与这个制度有关吗？

　　佟：两者是一体的，一个是结果的控制，一个是起点的控制。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追求博士生教育的质量。

[B]给博士教育开剂“猛药”[/B]  
 
  时间：2006年04月28日13:14   【来源：天津日报网-每日新报】
 
　　先看一组数字吧。我国每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远远高于国外的比例；目前全国在校博士生数量已超过13万，跃居世界前列，仅次于美国和德国，预计到2010年，中国将授予5万人博士学位，博士生培养规模居世界第一！

　　看看！我们的教授水平多高能力多强啊！我们的博士教育事业多么欣欣向荣啊！我们的高层次人才储备多么丰富啊！你应该高兴了吧？

　　可偏偏就有人不高兴！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样说了：博士生培养重在提高质量，应该宽进严出，切不可搞“大跃进”。有勇气揭“博士培养内幕”的博导这样说了：真有能耐的博导有项目，多招研究生可以帮自己干活，而没能力的导师则需借助招研究生保住博导帽子，获得一些“向上爬”的资本。

　　这样的声音还有更多。社会上有“硕博招生独木舟，谁挤上去谁就牛”的逻辑吧？有博士师生“一只茶壶一排杯”的比喻吧？有“水货博士满街走，要真本事他没有”的顺口溜吧？有“不正之风盛行，学术腐败严重”的信任危机吧？有“导师吩咐学生有事找我秘书”的大笑话吧……

　　有识之士总结出了当今我国博士教育的四大难。一，招生之“困”：能考上的不一定是适合做科研的，而许多优秀的人才又过其门不得入；二，博导资格之“水”：的确有误人子弟的博导，有的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有的带几十个学生想管也管不过来，有的本身就是水货，是靠“矬子里拔将军”拔出来的；三，读博动机之“躁”：读博士为了什么？钱！很多抱有这种想法的博士生，心都静不下来还搞什么科研？四：博士评价之“随意”：教育部门现在更多关注大学培养资格的审核问题，而缺少对博士生达到什么标准能拿到博士文凭的评价体制……

　　由于“严进宽出”而陷入困境的博士教育究竟该如何“脱困”，当真成了教育界的“偏头痛”。而昨天，南开大学的做法无疑是治这个病的一剂“猛药”！有28名博士生因未达到毕业要求只能拿到结业证书，这是我国高校第一次勇于向博士生培养“零淘汰”现象说“不”！

　　你以为考上博士生就是博士啦？想得美！

[B]淘汰“积压”博士生并非最优选择[/B]  
 
  时间：2006年04月28日10:14   【来源：新京报】
 
　　毕业来临之际，南开大学却有28名博士生因未达到毕业要求而只能拿到结业证书。南开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助理佟家栋教授说，此举是为保证博士质量，这28人将不会是惟一一批被淘汰的南开大学博士生。

　　日前，南开大学对28名入学9年以上仍未能提交博士论文的博士生，颁发结业证书，这意味着这些博士生丧失了毕业答辩的资格。

　　南开大学的做法，不是国内首创。在国内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中，都有超过一定年限而自动丧失毕业、学位论文答辩资格的相关规定。这些学校大多要求在6年内完成答辩，有的院校稍长，达到了8年。

　　中国的博士学位制度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的产物，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在发展初期，体现在更为严格的入学资格考试和相对宽松的毕业要求，即所谓“严进宽出”；博士生或博士候选人与博士的身份相对模糊，除了违纪而失去学籍，博士生一般总能获得学位。

　　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生的扩招，入学标准明显降低，为了保证教育质量，很多培养单位对学位论文的质量越来越重视。从取得答辩资格，到顺利通过最终的论文答辩，博士生需要使出浑身解数。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延期毕业。在一些重点综合性高校中，未能在基本学习年限内按期毕业的人数甚至占到一半。针对这个趋势，一些高校延长了基本学习年限，比如北京大学，已经把3年制博士培养改为4年。

　　当然，这样做可能造成的现实困境是，如果任由无限延期答辩，会使得占用教育资源、享受博士生身份的人数不断增长，甚至使一些根本不具备学术研究能力的人长期享受资源。所以，南开大学的做法有其现实原因。但总的看来，此种做法并非最优的选择，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博士培养制度的灵活性。

　　比如，在美国的教育培养制度中，本科阶段原则上是开放式的，到了博士阶段，博士候选人的遴选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是使有学术研究能力的人，有着更为充分的条件（包括宽容的时限）去读博士，重点在规范的候选人遴选与答辩制度的保障上。

　　至于那些获得了博士候选人资格的博士生，长期不能满足答辩要求，国外的做法要更为宽容一些。比如日本，培养上限长达9年，而9年后，并不是就没有了博士答辩的资格，学位申请人所失去的，是“课程博士”的身份，而可以以“论文博士”的身份申请答辩。区别在于，后者比前者在论文的原创性上要求要高。

　　另外，在博士延期答辩的过程中，延期越长，个人所交纳的培养费用将会逐年增长，所享受的资源条件（如图书馆等）的限制也愈加苛刻，申请人自行承担的经济压力也愈加增大。这种以强化学术要求，提高个人经济代价的调控方法，我们可以借鉴。

　　其实，对于长时间延期答辩的博士生来说，他们已经基本修满了所需要的学分，完成了研修的课程，但又不能满足答辩申请要求，或顺利通过答辩，这里边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排除自身努力的主观因素，学术研究的困难性和复杂性是难以忽视的，所以，纯粹用“一刀切”的年限规定加以限制，未必符合科学研究的规律，也未必能达成保证培养质量的初衷。

　　所以，要解决“延期问题”，增加博士生培养机制的灵活性无疑更值得考虑。比如认真搞好博士生的中期考核，在教育资源投入不大的情况下尽早分流；同时，确保严格按照科研要求来组织学位论文答辩；并通过收费手段把延期造成的经济压力向延期者自身转移等。

　　总之，永久取消答辩资格，轻易终结一项在论文开题中被确认为有价值的研究，不是最优的选择。集思广益，加强研究，解决超长“延期问题”，其实仍有选择空间。

[B]博士文凭不是用来“镀金”的 [/B]
 
  时间：2006年04月28日13:12  
 
　　这两年随着高校的扩招，不仅学士、硕士的人数越来越多，就连博士的头衔也似乎有“泛滥”的趋势。最新统计表明，目前全国在校博士生数量已超过13万人，规模已跃居世界前列，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目前，我国已有博士学位授予单位300多个，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3万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预计到2010年，我国博士生培养规模将居世界第一位。

　　众所周知，博士生教育是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培养质量涉及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影响国家的研发能力和学术水准的提升。按理说，我们应该为博士扩军的速度欢欣鼓舞，但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却对时下博士的“含金量”表示质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博士培养缺乏淘汰机制，相当一部分博士是“混”出来的。

　　在很多欧美国家，博士毕业的标准非常苛刻，开始读书后两年之内如果没有写出像样一点的论文，导师就会觉得你没有科研能力，你自己就差不多该走人了，由于论文不达标而推迟毕业的更比比皆是。在英国评价大学好不好，不是看那里培养了多少博士，相反，他们会问有多少博士生没毕业。像爱丁堡大学这样的知名学府，其博士生淘汰率达到了40%，而在我国，博士生的淘汰率却几乎为零。于是，一些缺乏专业研究兴趣和相应水平能力，甚至纯粹抱着“镀金”想法的人，也削尖了脑袋想挤进博士生的行列。

　　如今，南开大学对28名达不到毕业要求的“延究生”做出了结业的处理，予以淘汰，终于在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勇敢的一步。达不到要求就拿不到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这样的结果，无疑给了那些企图混个高学历为自己脸上“贴金”的人当头一棍。面对“高投入”后可能“颗粒无收”的严峻形势，他们会感到相当大的压力。而对于那些真正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高水平人才来说，合理的淘汰机制会让他们的辛勤付出变得更有价值，也会让博士头上的那个光环真正散发出它的光彩。

　　[B]博士生培养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B]

　　鉴于延期毕业成本过高，南开大学再次缩短了博士生培养年限。《南开大学研究生学则》规定，“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为3年至4年，最长不超过6年”。

　　据统计，南开大学现有延期博士生469名，每年约有半数博士生未能在3年内毕业。学校曾于2004年规定，允许7年以上的博士生再次延期一年，而此次28名结业博士生是再次延期后仍未达标者。

　　据了解，南开大学不但将对“积压”的延期博士生分批处理，还强调：2005年9月入学的博士生必须严格按照学则规定的学制要求，学习年限一律不能超过6年，6年期满就进入淘汰程序。

　　[B]外国博士不太好当[/B]

　　南开大学打破博士生培养零淘汰，这在国内高校尚属首次。但在国外高校，特别是知名学校，博士生的淘汰率始终非常高。

　　在美国获硕士学位的南开大学毕业生郭漫雪告诉记者，美国的研究生教育阶段，学生必须在一到两年内通过包括笔试和口试在内的博士资格考试，成为“博士候选人”，再经过一段时间学习，通过论文答辩后，才能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资格考试只有一到两次补考机会，否则只能申请硕士学位，甚至一无所获。因此，拿不到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大有人在。”

　　美国名校的博士生淘汰率更是高得惊人。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的电机工程硕士生王星举例说，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每年约录取20名博士生，其间会有三成左右的学生主动或被动放弃，最终能拿到博士学位的刚过半数而已。大多数学校的大部分研究生都在5年内读完博士，但学制存在弹性，往往学校越好，对博士资格要求越高，平均年限越久，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平均要读7年。“我有一个朋友曾在3年内取得本科双学位，却在斯坦福大学读了12年博士。当然，那是少数极端的例子，个中原因也很复杂。”

[B]博士惨遭淘汰是教育体制的悲剧[/B]  
 
  时间：2006年04月29日12:12   【来源：红网】 【作者：郭立场】
 
　　毕业来临之际，南开大学却有28名博士生因未达到毕业要求而只能拿到结业证书。日前，南开大学公布了一份《关于超期未毕业博士研究生的处理决定》，经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南开大学对1997级（含1997级）之前入学的28名延期毕业博士生按结业处理。这些学生的学习时间已经超过9年，其中既有全日制博士生，也有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者。

　　博士生遭淘汰，前所未闻，一时间引起纷纭议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莫衷一是。最值得关注的，是学校的做法得到了学生的高度认同，同学们听说博士生遭淘汰并不觉惊讶，一致支持学校“严卡”研究生教育，让一些只想获得高学历头衔的人望而却步。不可否认，如今是学历崇拜时代，学历成了某些投机钻营者成功的敲门砖。有的人想方设法取得高学历，不惜弄虚作假；与此同时，学历也异化成了礼物。一些功成名就的人，靠着学术之外的成绩，成了“破格”的受益者。28名延期毕业博士生的遭遇， 无疑是对研究生选拔制度的一种嘲讽。

　　博士生惨遭淘汰，是其自身的悲剧，也是当前教育体制的悲剧。出现这样的结局，固然与博士生本人的不努力有关，但把责任全部推给博士生是片面的、不正确的。这决不是为遭淘汰的博士生开脱，毕竟博士生有其难以承受之重。要预防和杜绝类此类悲剧发生，博士生需要进行认真深思，但同时应当引起反思的还有学校、社会以及教育主管部门。

　　目前社会上对人才的需求进入了一个误区，社会需求片面以文凭为本位，在用人时高度强调知识化，突出学历要求，各种机会均向有学历、高学历者倾斜。学历崇拜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用人观念和用人需求，教育领域中的问题是用人实践的要求与反映。这种需求上的误区，直接影响了学生及家长的人才观，造成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格局，升大学、考研乃至读博成为青年学子的最高追求。于是，一些本不适合搞研究、做学问的人，纷纷登堂入室，坠入了高学历的深渊。

　　片面追求学历的人才观，影响人们的教育观念，并成为“应试教育”的驱动力，可谓是“罪大恶极”。生活中，高学历的负面新闻更是比比皆是。不久前媒体披露的一则“博士生不抵工作经验”颇为引人注目：在杭州市举办的多场“高级人才招聘会”上，“博士学历不抵工作经验”的现象屡屡可见。除了一些大专院校的教师岗位要求硕士或博士学位外，大多数岗位要求的仅仅是“大专以上学历，3年以上工作经验”，这样的标准让那些刚刚走出十年“寒窗”的高学历者们大跌眼镜。这条消息，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深思。

　　文凭不过是受过某种教育或培训的凭证，如果持有人不能学以致用并创造价值，文凭不过是一纸具文。说的通俗一点，谋求文凭，就是汲取知识、吸收经验、塑造自我的过程，最终还是要为工作服务的。有无文凭，不是最重要的。文凭至多称得上是一块“入场券”，绝不是通行的成功“阶梯”。知识在更新、社会在进步，文凭只能代表学习的经历，唯有实在的经验和不断的进取才能使人立于不败之地。

　　一个人能否成功，学历并非是首要的因素。人才标准不是学历，高学历不一定具备高能力，低学历不一定结缘低能力；文凭不算人才，文凭本身也不必然等同于人才。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关键是看他能否胜任工作、创造价值。逐步扭转不合理的人才观和教育观，在全社会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观和人才评价体系，为素质教育的实施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已成当务之急。何时能从片面追求学历到以能力为核心，这是个值得全社会来思考的问题。此次南开大学淘汰28名延期毕业博士生，教育部门自身要带头打破学历崇拜，也给那些盲目追求高学历者敲响了警钟，即便是博士生深造，也要多加小心了。

    一个人能否成功，学历并非是首要的因素。

    郭巍青：没有淘汰，但是要坚持学术标准
 
    2006-04-29 11:14:26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中国观察之郭巍青专栏
　　
　　最近，南开大学对“超期未毕业博士研究生”的一项处理决定引起了关注。具体情况是，南开校方援引《南开大学研究生学则》中关于“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为3－4年，最长不超过6年”的规定，对28名学习时间已经超过9年而仍未完成学位论文的博士研究生宣布作结业处理。这项处理决定潜在地有一个目标群体，即所谓“积压博士生”。按南开校方提供的数字，该校现有的“延期”博士生为469名，不是一个小数字。校方的态度是今后将严格执行规定，最长6年期限内修完全部课程，在此年限内不能完成论文并通过答辩的，准予结业，没有博士学位。

　　大学里培养博士生，自然有一套质量标准，按既定标准办事，再正常不过。学生是毕业还是结业，这本来也是很“小众”的事情。也许在哪个国家里，这都算不上新闻，但是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它却注定是一桩大众关注的新闻。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凡有博士点的大学，全部是公办的。稀缺而珍贵的公共教育资源，大部分用在大学，其中的大部分又用在博士培养上。另一个原因是，博士培养制度中有所谓“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这一说，而它又与政府组织人事部门中所谓“知识化”的选拔标准相关联。于是政府里有了“博士官员”，校园中有了“官员博士”。

　　事实上，南开大学里的“延期”博士生大部分是在职博士生，其中大部分又是文科的博士生。不独南开如此，许多大学里都差不多。难怪很多人想知道，那些延期而又不能完成论文的博士生中，是不是有很多“官员博士”或“老板博士”。难怪南开大学要有意识地对这一点做出解释。即便南开这一次的情况未必如此，但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未必不如此。大学的确不能阻挡公众的关注，甚至也不能说人家是“过度关注”。谁让我们的校园里，确实有在职官员用了上班时间，甚至用了公款来读博士，而后回去又加官晋爵了呢？

　　大学里的博士培养因此需要正常化，南开大学上述决定就是这种正常化的努力。在我看来，所谓“正常化”的博士培养，应该是去行政化和去功利化的。去行政化的意思是，博士的培养，应该遵循学术标准和国际惯例。这首先意味着，应该严格控制并尽快取消在职博士生的制度。多年的经验已经表明，行政官员或其他人员，既要工作，同时又在读博士，很难达到学术标准上的高质量。它往往会造成两难，要么是低质量过关，要么是延期，甚至最终无法完成论文。另一方面，一个导师如果门下竟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博士生，这从学术标准上看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这在我们的大学里却并非绝无仅有。导师对学生顾不过来，也是培养质量降低的重要因素。

　　所谓去功利化，就是要恢复读博士的本来意义，它就是为专项的科学研究培养人才。在中国，特别应当反对将读博士直接地与做官相联系。公务员队伍需要提高素质，需要强调知识化等等，但是这不应该与博士学位挂钩。挂钩带来许多副作用，其中之一是降低了大学的学术标准。

　　最后还有一点，涉及到一个用词。媒体上，还有南开大学自己，都把这次的处理称为“淘汰”，甚至把上述28位学生叫做“淘汰博士生”。我建议把“淘汰”二字去掉，因为这两个字的效果，等于给当事人贴上了“垃圾”标签。怎样加强大学的管理，可以有任何不同角度的评价，但都应以不伤害任何人的人格尊严为前提。不论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大学应当努力从自己的角度先做好。大学都尊重每一个人的求学努力，才能逐步赢回社会的尊重，尊重大学的独立的学术标准。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B]淘汰几个博士生就能万事大吉？[/B]
 
    2006年04月30日00:27   来源：人民网-教育论坛   蔡方华

　　南开大学28名博士生因为逾期无法完成毕业论文，被学校以一纸文件结束了学生生涯，这一事件据说“终结了南开大学博士教育零淘汰的历史”。既然是“终结”了某种“历史”，无疑意味着南开的这一行为具备正面意义，那就是把不合格的博士生从教育体系中淘汰出去，从而为国家输送合格人才。但是，仔细琢磨这一新闻事件的背景，也不难读出一些别的东西来。

　　一次性淘汰28名博士生，不能说南开大学不具备惊人的魄力，但是，一旦了解到南开大学已经“积压”了469名博士生这个事实，我们就会发现，淘汰部分延期博士生的举措实属“不得不为”。根据南开方面的披露，28名被淘汰的博士生中，多数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者，不难想象，这些人要么学问的底子原本就不厚实，要么是事务缠身、无暇向学，以至于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都无法交出合格的论文。倘若没有一项合理的制度把他们淘汰掉，而是年复一年地由国家为他们投入大量的教育成本，或者由学校放松尺码，给他们戴上博士帽，那不就成了真正的教育腐败吗？如此看来，我们的大学一直以来“坚守”博士教育零淘汰记录，多少有些浪费公帑、输送“水货”人才和贩卖文凭的嫌疑。更糟糕的是，这个记录保持了如此之久，不能不引人反思。

　　南开此次对延期博士生下重手，实际上掀开了一个盖子，让整个社会都看到了在职博士教育的弊端，看到了高校所承受的制度困境。在职博士教育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职博士生的录取过程很难做到透明和公正，也无法坚持学术原则，不少地方官员和商界成功人士以权力或资本做砝码，不合理地获得了接受博士教育的机会，却没有成为国家急需的高水平人才，国家为此投入的大量资金，实际上用于为少数人“镀金”。另一个问题是，在职博士教育实行“宽进宽出”原则，不仅很容易引发教育腐败，而且严重削弱了博士学位的严肃性，最终导致了学位和学术的贬值。

　　在职博士教育这一制度的产生也许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博士教育的泡沫化迹象日趋明显，在职博士教育对教育资源的挤占和腐蚀已经成为不得不切除的病灶。从三年前开始，少数高校开始从局部反省在职博士教育的弊端，北京大学的两所学院率先做出决定，停止招收在职博士生，其后，中国人民大学决定自2005年开始，整体停招不脱产或半脱产的在职博士生。这些做法的目的，不仅是调整高校教育资源的投入方向，同时也是维护高校学术的严肃性。但不能不指出的是，部分高校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约束，并不能改变在职博士教育泛滥的总体现状，我们需要的乃是对在职博士教育的制度性反思，需要全盘改革而不是小打小闹。

　　今年4月，教育部曾经提出，为了适应国家科技创新的要求，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将进行改革，但是研读相关的新闻资料，并没有看到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具体措施，更没有涉及在职博士教育的改革方案，这多少让人感到几分失望。希望南开大学的“终结”之举，能够给研究生教育改革带来一些必要的刺激。

[B]博士“淘汰”博导不该“免责”[/B]

　　2006年4月30日     来源：《法制晚报》

　　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既为人师，就要负起为师的责任。因为论文质量无法达到毕业要求，就被扫地出门，实在是尴尬，不过更应该感到羞耻的是这些博士的导师。

　　虽然目前博导带的学生已经增加了数倍，但是一个博导带的博士生终究不会超过十个，如果尽心尽责，严加督促，学生绝对有能力在七年内写出一篇毕业论文。问题是，有些博士一进学校，就被导师视作廉价劳动力，导师外面接项目，一群博士跟着干活，至于学习、科研和写论文等都由博士自行完成，而导师利用自己决定博士毕业答辩时间的权力，让众多博士敢怒而不敢言。

　　要提高博士生质量，应该从强化博士生导师责任入手，把博士生的论文质量与博导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在淘汰博士的时候，也应给不尽责的博士生导师一些惩罚，让博导尽心尽力培养博士生。同时，应该削弱博导手中的权力，让博导重新回归教书育人的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