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6月10日10:10   【来源：新华网】 【作者：赵宝堃】
 
　　每年考期一到，各路媒体对高考的报道便随着天气火热起来，而随后的“揭榜期”，“高考状元”又成了媒体热炒的对象。为了减少对“高考状元”炒作式报道带来的不良影响，《现代教育报》于６月９日相约其他媒体，发出了不搞“高考状元”报道的倡议书。

　　《现代教育报》总编辑张彦春说，每年高考结果一公布，省级、县级、乡镇级等“高考状元”纷纷出炉，媒体相关报道可谓铺天盖地，有的甚至把“高考状元”的作息时间表、每天的伙食状况也一并公布，以期对“后来者”有所帮助。其实，“高考状元”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有相当强的个性，把过于个人化的经验反复渲染，会让许多学生对个别人的成才之路过分相信或依赖。高考前《现代教育报》在一些中学进行的调查也表明，相当一部分同学们对“高考状元”报道十分反感，大部分高中生认为，自己会因为这些报道产生心理压力。

　　９日刊登的这份倡议书认为，诚然，高考有着其他任何考试都无法媲美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它的“冠军”自然是当之无愧的新闻人物。作为媒体，为吸引读者，对“高考状元”进行全方位报道实属情理之中。但是，无原则地炒作“高考状元”有百害而无一利。

　　首先，高考成绩有其偶然性，可有些媒体在报道中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道理，将“状元”的经验绝对化。况且，就算考生在高考中失利，人生也还有许多选择，成才的路也不止一条。辩证地看待高考和“状元”，这是对新闻事实的基本尊重，一味地追捧“状元”，难免有误导之嫌。

　　其次，从传播效果来看，对“高考状元”大肆渲染并未受到读者好评。虽然“高考状元”的确为大众所关注，但许多高三考生都表示，他们在铺天盖地的“状元”报道中感到窒息，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学习和考试状态都受到影响。连篇累牍、事无巨细、诸多雷同的“状元”报道也让普通读者感到厌烦。相反，从“状元”报道中受益最大的恐怕是“状元”的母校、“状元”代言的产品以及靠“状元”发财的书商。

　　这份倡议书还着重提到了媒体的责任：如果说“状元”报道是应受众需求而“上演”的，那么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媒体不可推卸地有引导受众需求的责任。虽然高考分数仍是高校招生的主要标准，但高考分数并不是评价高中校和高中生的唯一标准。媒体给予“状元”的关注度过高，必然会强化学校、学生和家长“唯分数论”的情结，导致学校为培养“状元”而片面追求书本知识，家长为培养“状元”而鼓励孩子死读书、读死书。如此一来，学生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本领和综合能力得不到重视，素质教育更无从谈起。

　　因此，《现代教育报》郑重向各媒体发出倡议：辩证地看待“高考状元”，不搞“高考状元”报道。

我们用平常心去看待就行！

[B]厦门不向外界透露任何有关高考状元的信息[/B]  
 
  时间：2006年06月26日18:03   【来源：人民网】 【作者：蒋升阳】
 
　　6月25日，厦门市教育局向与高考有关的各校提出要求：严禁向外界透露任何有关高考“状元”或高考第一的信息。《厦门日报》今天刊文称，该报撤下了对今年厦门市高考理科第一名、文科第一名和第二名、高考作文满分、高考文史类数学满分等5位学生的报道稿件，并呼吁各媒体不再炒作高考“状元”，共同维护高考后的舆论秩序，给学校和学生留一些自由呼吸的空间。

　　厦门市教育局局长赖菡说，事实上，厦门市教育部门一直没有对各校高考成绩排出名次，但是，每年高考，总有媒体以非官方渠道获得的信息发布所谓的“高考第一”。这些高考“状元”名目繁多，除了高考总平均分第一，还有文科和理科的平均分两个第一，文理上线率第一，高考文理各有4科，就有8个总平均分和8个单科总分第一。媒体炒作这么多的“状元”，搞得老百姓一头雾水，也影响了学校之间的团结。例如，某校说高考“状元”在我校，某某校又在媒体上反驳说，某校的所谓“第一”是往届生考出来的，不算，我们的是应届生成绩，才是真的高考“状元”。赖菡认为，不炒作高考“状元”，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有利于实施高中新课程实验，有利于对学校办学实行全面、科学的评价。

　　据了解，媒体炒作高考“状元”，往往是中招生源大战的前奏，这也给中招工作造成了混乱。普通中学在铺天盖地的高考“状元”的报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重点学校的压力也很大，考得好的学校自然十分风光，极力宣扬，考得不好的学校就给老师和学生施加压力。有的家长形容说，有的考得不好的学校为了在第二年高考中打“翻身仗”，加时加题都快“疯”了！一位重点学校的老师私下说，年年这样比，我们快受不了了。

[B]“不公布高考状元”的意义有多大[/B]
 
    2006年06月28日13:50 来源：《青年时报》 张贵峰
 
　　23日，北京市高考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与考分同时出炉，而与此同时，北京市区教育考试部门未向记者证实任何关于“状元”的信息，“状元信息一字难求”。这意味着，今年北京高考将没有官方证实的“状元”。对这种不公布状元的做法，有论者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从制度变革的意义上来看，不可小视”——“是一种在量变的意义上进行‘边际调整’的制度变革行为”。（《新京报》6月24日）

　　的确，不再公布状元信息，体现了政府考试部门对于高考分数一种更理性务实的态度，而这样一种态度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时下各种围绕着“高考状元”而进行的不正常渲染和炒作，但在承认这些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意义，笔者以为，也不宜作过高的评价，如“制度变革意义”云云，在我看来，就显得有些言过其实了。

　　首先，我想一个容易看到的事实是，官方不公布，不等于社会就没有获得高考状元讯息的渠道，并让这些讯息迅速传播。如在北京，就在考试部门对状元三缄其口的同时，当地的理科、文科状元的“谜底”——出自哪所学校、考分多少、姓甚名谁，事实上已同步公开见诸媒体；同样，在今年宣布不公开高考状元的重庆市，官方的不公开也并没有妨碍其文理状元身份在民间的迅速披露，并广泛流传。

　　更重要的是，官方不公布，更不意味着民间会就此放弃针对状元进行的各种宣传、炒作。如稍稍留意一下最近各大媒体、网站，就会发现，“高考状元”都是最热门的焦点话题，大量围绕状元学习心得、考试经验、生活志趣的报道可谓“无微不至”、“无孔不入”，而状元们所在学校、地方，同样也大沾其光，被热烈追捧。

　　由此不难看出，无论官方是否自上而下公布高考状元、排名，高考成绩尤其高考状元实际上都有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我炫示”功能———在学校、在地方政府，它意味着显赫的学绩、政绩，因此绝无加以“掩饰”而不去大肆宣传的道理。最近，广东东莞横沥镇政府出台奖学方案：市级高考状元奖10万，考上清华北大奖50万，就是这方面很好的证明；至于考生、家长，受“金榜题名”等应试情结以及待价而沽的现实需要的支配，大多当然也不会在意自己的被暴露、被宣传。

　　而高考状元所以有这样一种“自我炫示”功能，显然又是高考制度本身“统一考试，按分数高低依次录取”决定的，换言之，既然高考制度内蕴了“分数决定一切”、“以分数论英雄”的考试、选拔逻辑，并且这一逻辑事实上关系着考生的前途与命运，以及学校、政府的业绩，那么，高考状元作为考分的最大优胜者，成为这种制度下的宠儿，“万千宠爱在一身”就是合乎逻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结论无疑很清楚，除非“分数决定一切”的高考制度做出根本变革，如取消统一考试，大学入学由高校自主选拔，或者虽然保留统一考试，但其考试分数不再是大学录取的唯一绝对依据，否则，作为这一制度必然副产品的状元炒作，就不可能根本遏制，考试部门不公布高考状元、成绩排名之类的做法，即使不乏积极意义，但顶多也只能是权宜性的枝节修补，不可能有任何“制度变革”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