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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胡锦涛亲自批示高校政治课调整 新教材贴近现实
 时间:2006年07月26日16:08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记者舒泰峰

  [B]思想政治理论课关系到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B]

  “上公共课难,上政治课更难。”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一个普遍感受。

  一位大学二年级本科生则说,他一上思政课就“头疼”,觉得枯燥乏味,而且有这种感受的不止他一人。

  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思政课往往采取大班教学,二三百人齐聚一堂,老师和同学很难双向互动,在课堂上“昏睡者有之,读金庸小说者有之,背英语单词者有之”。

  有分析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心内容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对思想观念和利益格局的日益多样化,要取得良好成效越来越难。

  “目前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没有真正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方法、课堂的组织形式等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说。

  从今年9月,即从2006年入学的大一新生开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材使用和管理都将有新的变化。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方案的一次新的调整。”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负责人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

  [B]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缩水”[/B]

  此次调整提出了新的课程设置方案。

  中国高校的现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是“98方案”,即1998年经报请党中央同意的方案。根据这一方案,过去8年间高校本科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理科分别设7门或6门必修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文科开设)、“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其中,文科335学时,理科285学时,另有“形势与政策”课。

  此次调整之后,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变为四门。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简称“原理”),其中还补充了科学社会主义内容;原“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整合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简称“概论”);原“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则整合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

  课程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增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这门课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

  此外,“形势与政策”课以必修课的方式延续了下来。

  课程设置调整后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数的安排,由过去的学时规定改为学分规定,其中“原理”3学分、“概论”6学分、“纲要”2学分、“基础”3学分。在高校教学中,1学分通常可折算为15至18学时,如果按16学时计算,新方案规定的4门课程共224学时,约占目前高校本科总学时的9.3%,保持了“98方案”8%~10%的比例。“学时总数虽然少了,但占总课程的比例基本没变。”

  此前一些媒体的报道将这次调整描述为“压缩”或“缩减”,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认为是误读。

  “这是一次整合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压缩。”他说,“课程数目虽然减少了,但覆盖内容更广了,大学生应具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的基本素养都包含在其中。调整是希望提高教学的效果,明显改善教学状况,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不是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B]总书记亲自批示[/B]

  此次调整的背景要追溯到2004年3月。总书记在一份《关于高校公共理论课教学情况的调研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之前,有记者和专家在北京一些高校通过暗访的形式深入高校公共理论课堂,看学生听课状况,并采访了教师和学生,最终形成了这份报告。

  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总书记看了报告后,当即批示中宣部、教育部要深入研究高校公共理论课的教学问题,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从培养师资队伍、加强教材建设、改革教学方法、改进宏观指导等方面下工夫,力争在几年内使公共理论课教学情况明显改善。

  当年3月下旬,中宣部、教育部迅速成立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调研领导小组,组织了将近9个月的大规模调研。调研以北京、上海、广东、陕西等为重点,涉及全国各高校,针对课程问题、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教材问题以及综合管理问题展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这一主题从来没有进行过如此深度和广度的调研。”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

  调研组认为“98方案”实施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应认识到,面对国内外形势特别是高等教育教学形势的新变化新情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比如,高校本科总课时已从“98方案”制定时的3800学时减少到目前的2400学时,公共理论课的门数和课时比重显得偏多;在内容上各门课程之间有所交叉,与中学政治课也存在重复;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等。

  多数专家和任课教师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需要调整,但是怎么调这又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央对此非常慎重。”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

  调研组在广泛征求意见之后共收到100多种调整方案。调研组经过归纳将具有代表性的三种方案以书面形式再次征求高校教师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还就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相关课程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

  调研过程中,2004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16号文件)。结合16号文件,当年12月形成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送审稿。送审稿先由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然后送中央审定。

  2005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则同意了《意见》送审稿。同年2月7日,中宣部、教育部最终联合印发了这个《意见》。

  “此次课程调整的新方案就是由《意见》确定的。”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

  [B]纳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B]

  中央对这次教材建设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此次新教材编写被纳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下发,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工程”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

  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教材编写纳入到工程中“意义非常重大”,意味着“内容要求和编写工作程序要严格按照工程的标准来实施,特别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高水平专家和教师编写教材”。

  2005年3月中旬,教材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教材编写工作按照“定向申报、择优遴选、集中编写”的方式进行。首先是在全国高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从几百位专家申报的提纲中每门课程遴选出三份提纲,再从中评选出一份提纲;组建了4个教材编写组,确定首席专家,每个组约15位成员;编写组深入调研,综合其他提纲的优点,形成编写提纲初稿。

  编写提纲经过层层审议,当年9月报送中央审阅,9月下旬编写提纲获准通过。

  自2005年9月至今年3月初, 四门课程教材初稿完成,并进入送审程序。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透露,“工程”咨询委员会已对初稿进行了第一次审议,有的教材还听取了一线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其中,“基础”、“原理”已进行了第二次审议。

  “‘工程’的专家们绝对不是走过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的顶级专家们都非常认真。”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送审稿一般提前20天给他们,讨论时每位专家发言都非常认真,有时就一本教材的修改从早晨讨论到晚上10点才结束。这种场面是从来没有过的。”

  [B]全国教材“一本通”[/B]

  “过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是一纲多本,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都有省编教材,质量不均衡。这次调整,中央决定集中全国最优秀力量,每门课程只编一本教材全国通用。”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

  据介绍,新教材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最新经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帮助大学生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此外,教材尽量做到科学观点和最新素材的结合,增加了说服力。

  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举例说,在教材的修订过程中,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新教材及时加入这一内容,并把它作为贯穿《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教材的主线。“这绝不是赶时髦,社会主义荣辱观集中体现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因此与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的内容正相契合。”

  这本教材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线,主要就思想、道德等方面进行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的教育,内容很丰富,涉及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人生价值、道德选择、社会生活领域的道德与法律以及法律精神等问题。“大学生进入人生的新阶段,需要有人生目标。”

  而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材中,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教材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一直写到了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专家之一、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曾对教材编写提纲提出过建议。他认为新教材有三贴近的显著特点——贴近现实,贴近大学生思想实际,贴近当前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

  “整体上比以前前进了一大步,用这样的教科书来作为当代大学生的公共课教材,效果肯定好。”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

  [B]关键在教学[/B]

  与教材编写同时,此次调整还有一系列配套措施,其中包括全面开展教师培训计划、大力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和学科建设等。

  “教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的理论功底和教学艺术,教师队伍如果不行,教材再好也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

  7月1日至9日,中宣部、教育部召开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征求意见座谈会。“座谈会既广泛征求了教师对教材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以会议的形式培训了教师。把教师的思想认识统一到教材基本精神上来。”

  此次培训各省区市共有150人参加,他们回去后要培训本地教师。

  “凡是今年秋季上‘基础’课的老师必须经过中宣部、教育部的部级培训或省级教育部门的培训。”

  “我们还要加强宏观管理,这是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保证。”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调研发现,一些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经常安排在下午五六点甚至是晚上,有的学校三四百人上大课,效果难以保证。

  还有学科建设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加强学科建设。如果一门课程没有学科支撑,课就很难上好。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加强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学科点,有计划地培养适应新课程的硕士甚至博士,为教学源源不断地输送成果和人才,这样才是良性循环。”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确立为一级学科,其下属的五个二级学科也已正式确立。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看来,有了好教材,教学方法仍然至关重要。“政治课上好了是非常吸引人的,尤其是对高级人才来说,因为它跟人类发展规律,跟世界发展大势有关。”据了解,教育部已就教学方法改革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

  他认为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即教师在吸收中外相关最新理论方面比较欠缺,往往是简单地带有宣传性地讲课。“其实,政治课既有思想政治课的功能属性,同时也有学术性,要求从学术角度作独立性讲解。这两者如果处理不好容易产生偏差。现实需要解释,但如何科学解释,需要教师有很强的功底。”程恩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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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高校第三次调整思政课 总书记曾作重要批示[/B]
 
   时间:2006年08月10日15:18 【来源: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周末】  
 
  这是一本暗红色封面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概论》教材,里面囊括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概论三个部分,从去年开始,本科一年级的小陈,就开始攻读这门新课程。

   在中央决定对高校思想政治课改革的背景下,根据教育部安排,2005年部分高校试行“05方案”,一批大学率先调整了自己的课程。

  今年9月1日,这一调整推向全国,高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课调整为四门。至少500万大学本科新生,将在新教材的指引下,进行政治学习。

  新的调整中,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而以前分列的“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则整合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另两门思想政治课,则分别名为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这已经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第3次对思想政治课进行大的调整。

  这一调整,在胡锦涛总书记的关注下进行,他曾对此作出重要批示。

  [B]惊动中南海的高校思想政治课[/B]

  “总书记批示本身,就表明了对大学思想政治课状况的关切”。

  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程恩富回忆,事情起于2004年春节后,一家媒体以内参形式,将《关于高校公共理论课教学情况的调研报告》送至中央领导。

  此前,中共中央已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一工程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胡锦涛总书记批示调研报告后,中宣部、教育部为此组织了专题调研,并酝酿高校的思想政治课调整。

  当此关口,2005年7月15日,刘国光教授批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引发了学界及网络上的“马经西经”之争。这一争论再次通过内参上报高层,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

  8月初,教育部科研中心将刘国光的讲话呈报中央。此后,中央领导作出批示,指出“很多观点,值得高度重视”,同时将讲话转给其它有关领导。

  2006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杨圣明委员也曾就高校政治课问题,以提案送交中央领导,希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备力量的培养”。

  两年时间,在数次事件推动之下,高校思想政治课调整终于拍板。增加了“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内容,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B]建国后的多次调整[/B]

  思想政治课在我国的教育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98方案”规定,思想政治课的学时应占高校本科总学时的8%到10%。事实上,建国后高校思想政治课已经过多次调整。

  1950年教育部颁布指示,规定在大学开设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该课程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教材,1953年它被改称为“中国革命史”;而到1961年,它则名之为“中共党史”。

  19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苏联色彩浓厚。1958年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给中央、省自治区及地县级的领导干部写了一封信,号召“不要头脑发热,要学习理论”。

  “当时学的主要是两本书:一本是中宣部编的《马恩列斯语录》;另一本就是《苏联政治经济学习》教材。”曾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现年72岁的倪大奇教授回忆。

  经过学习和反思,毛泽东提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编写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上海市委宣传部组成专门小组编写教材,“我们在班上也参与过教材的讨论。”当时正上大学的倪大奇说。

  一年后,包括复旦大学蒋学模教授在内的四位老师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率先在上海出版。

  1957年初,开始“大鸣大放”,高校政治课全部停开,只设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十二个“小题目”逐章展开学习。而到1966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所有课程停开,政治课也未能幸免。

  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高校复课后,政治课以讲解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在内的四本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为主,教学成了政治运动的附属物,直到文革结束。

  [B]改革开放后的调整[/B]

  1980年4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联合通知。高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该课成绩成为学生升级和毕业的依据。

  “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急需新的政治课教材。”一位研究者说,既要“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的流毒”,又急需在理论上重新解释若干重大问题。

  正是在此形势下,1984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 ”,要求纠正一切轻视马列主义理论课的错误倾向,并着手准备在全国高等院校增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课程。

  1985年,三中全会后第一次高校马列主义理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委托胡乔木主管此事,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志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胡绳等与会。

  此次会上,中央要求增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后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课程,上海复旦大学成为首个试点,编写过新中国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蒋学模教授弟子倪大奇,当年曾经参加过《政治经济学》教材讨论的学生,现在成了全国首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材的编写者。

  不久,由中宣部牵头,厉以宁等9位学者,也集体编写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材,虽然影响很大,但这本教材并未成为全国的惟一版本。1986年到1988年间,各地高校组织编写出版多个教材版本,教育主管部门亦以同意。

  此次调整中还有一个变化,“中共党史”又改称为“中国革命史”,“毕竟中国革命史不仅仅包括党史这一部分,改为中国革命史后还是比较科学的。”倪大奇教授说。

  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还提出,要开设“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课程,后来这一课程演变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但在2006年的调整后,这一课程将不再开设。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不久,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两课”教学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要“编成教材,进入课堂”。

  为了使这次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教育部曾组织高校在北京开会讨论,最初的意见是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调整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一位参加过此次会议的大学教授说, “但这个想法最初贯彻难度比较大。”

  最终的决定是先试行一年,复旦大学再次成为试点,开设了“邓小平理论”课程。

  1998年,此课开始在全国推行。同时,为了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中国革命史课也相应调整为毛泽东思想概论。这次的课程调整方案又被称为“98方案”,一直沿用至今,影响了8届大学生。这一方案将于2006年9月1日终止。

  “这次最新的调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事实上将前几代领导核心的思想,都按历史地位,综合放在一起了。”一位政治学研究者这样分析。

  新的调整,或许只意味着拨动了下一次课程调整的倒计时,倪大奇说,马克思主义教学还需不断完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渠道很多,不仅仅局限于高校的政治理论课,其实学时、课程比重都不是重点,关键是要讲实效、讲科学。只学习理论课不代表你就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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