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3][/SIZE][P][b][FACE=Calibri][COLOR=rgb(0, 112, 192)][SIZE=18pt][COLOR=#2222dd]中华文化的艰难长征[/COLOR][/SIZE][/COLOR][/FACE][/b][/P][COLOR=#2222dd][SIZE=3][/SIZE][/COLOR][P][b][FACE=Calibri][SIZE=18pt][COLOR=#2222dd]——心影自拍(38)[/SIZE][/FACE][/COLOR][/b][/P][COLOR=#2222dd][SIZE=3][/SIZE][/COLOR][P][FACE=宋体][SIZE=14pt][COLOR=#2222dd] [/COLOR][/SIZE][/FACE][/P][COLOR=#2222dd][SIZE=3][/SIZE][/COLOR][P][FACE=宋体][SIZE=14pt][COLOR=#2222dd]我读了郑永年先生这篇文章（见附录），思绪万千，感慨万千，甚至有些焦虑。我的想法头绪有点乱，而且自知肤浅，但是忍不住要想，忍不住要说。[/COLOR][/SIZE][/FACE][/P][COLOR=#2222dd][SIZE=3][/SIZE][/COLOR][P][FACE=宋体][SIZE=14pt][COLOR=#2222dd]中华文化的大框架，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就基本形成了，一旦形成，就几乎没有遇到过强势文化的挑战。蒙古族和满族这些少数民族都曾经占领并统治中原，但是他们在文化上都没有办法挑战正统文化，最后都皈依了正统，成为大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佛教文化也曾经深深触动过中华文化，但是它最后也被融入了中华文化，而且中国人学佛的态势是主动的和自主的，不是被迫的，玄奘西天取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西游记》描写的西天取经是探险之旅，学习之旅，战斗之旅，胜利之旅，充满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非常自信。[/COLOR][/SIZE][/FACE][/P][COLOR=#2222dd][SIZE=3][/SIZE][/COLOR][P][FACE=宋体][SIZE=14pt][COLOR=#2222dd]鸦片战争结束了这种好事。西方人用舰船利炮打碎了中国人的甜梦。中国人（首先是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化，它对世界完全是另一套解释，完全是另一种改造世界的路子，人家的知识不但言之成理，而且那么清晰，细密，精确，完整，环环相扣，扎扎实实，可以验证，行之有效。最重要的是，你打不过人家。八国联军攻北京，在通州八里桥，中国军队几万人打不过人家几千人，因为人家军队组织得好，武器先进。中华文化从此就交了霉运。李鸿章指出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说得很准确，很有眼光。毛泽东则更形象地说近代以来中国遇到的情境是“先生打学生”。是的，中国历史上被侵略，挨打，从来都是“学生打老师”，也就是说，即使对方凭着年轻力壮，能武力取胜，文化上也还是后生晚辈，精神上无法取胜。我想这可能是阿Q[/SIZE][/FACE]精神的文化根源。阿Q精神不是无源之水，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我确实有文化优势呀，我比你更文明呀！然而西方人一打进来，完了，中国不但失去了军事优势，经济优势，政治优势，连文化优势精神优势也没有了。人家比你更文明！阿Q精神彻底失去了根基，成了笑柄。鲁迅先生塑造出这样一个艺术形象，真是恰逢其时，这是在告诉国人：“醒醒，别做梦了。”[/COLOR][/P][COLOR=#2222dd][SIZE=3][/SIZE][/COLOR][P][FACE=宋体][SIZE=14pt][COLOR=#2222dd]于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化就开始了且战且退、且退且战的艰难长征，这个长征真的是在西方文化的围追堵截中进行的，目前只是启程而已，终点连遥遥在望都谈不到。[/COLOR][/SIZE][/FACE][/P][COLOR=#2222dd][SIZE=3][/SIZE][/COLOR][P][FACE=宋体][SIZE=14pt][COLOR=#2222dd]一开始中国人以为西方只是在器物方面先进，其他方面还是咱们的好，所以那时最流行的观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就开了大一点的口子，比如废科举，兴办学校，这一点连慈禧老佛爷都迫于压力不得不做了。到戊戌变法之时，已经引进了君主立宪之类的观念，冲击了千年帝制，中学为体的“体”动摇了。[/COLOR][/SIZE][/FACE][/P][COLOR=#2222dd][SIZE=3][/SIZE][/COLOR][P][FACE=宋体][SIZE=14pt][COLOR=#2222dd]接下来是辛亥革命，干脆推翻了帝制。但是民国的体制与西方的并不相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与西方政党差别还是很大的。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狂飙突进，文化的基本框架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忠孝节义”之类，而是“民主，科学”两大支柱理念，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这恐怕是第一次质的变化。孔子因此备受批判，这也难免，不破不立。不过五四运动后来迅速地由文化启蒙运动转变为救国运动，也就是有些学者说的“救亡压倒启蒙”。此事很值得研究。为什么启蒙会变为救亡呢？我想，对于多数国人来说，亡国灭种的危险是更迫切的事情，相较而言，民主不民主，科学不科学，就未必是当务之急了。这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国家认同和文化自尊。认为启蒙才是文化现象，救亡就不是文化现象，是不正确的。既然启蒙可以引起救国运动，那么反过来，救亡也可以带动启蒙，事实上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百姓的现代意识普遍比抗战之前高多了。可见，把“救亡压倒启蒙”绝对地看成坏事，并不妥当。在一定意义上你甚至可以说，“救亡压倒启蒙”包含了中华文化抵抗西方文化进攻的潜意识在内。不要认为只有“民主，科学”才是文化，只有西方的价值观才“普世”。我在北京通县工作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我青年时代，通县县城还有残余的城墙，钟鼓楼还在，听不少老年人说，当年日本统治时期，百姓进城门要给守卫的日本人鞠躬行礼的。这不就是文化吗？所以抗日救国也是文化运动。有位台湾的女作家有一句名言：“我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的尊严。”愚以为此话甚不靠谱。国家亡了，小民谈何尊严？让你鞠躬你就得弯腰！你可能会说，那是那个时代，如今不会这样了。是的，如今更“文明了”，但我看本质没多大变化。日本冲绳美国大兵欺负本地女性，日本连审判权都没有，只能交给美军审判，结果很快就放了。有尊严吗？日本时至今日还算不上一个主权完整的正常国家，只能给美国当马仔，这或许就是他们“脱亚入欧”的文化抉择的一个结果。[/COLOR][/SIZE][/FACE][/P][COLOR=#2222dd][SIZE=3][/SIZE][/COLOR][P][FACE=宋体][SIZE=14pt][COLOR=#2222dd]说远了，回到文化长征话题。民国是很西化的，孙中山先生以宋庆龄为夫人，蒋介石先生以宋美龄为夫人，宋氏姐妹都受过典型的西方教育。蒋先生还皈依了基督教，作为国家领导人，这非同小可。蒋先生重用留学生和高级知识分子，结果被毛泽东领导的一帮泥腿子打败了。中国共产党被五四运动催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出现，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于西方，但是请注意，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恰恰是“反西方”的。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跟上了学习西方文化的世界潮流，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反西方文化的意思，结果，恰恰是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思路，在中国大地上取得了成功。这很发人深省。毛泽东是一个中华文化主体意识非常强的人。他提出了一个口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等于说，不管哪种西方文化，到中国来，都要变成我们的东西，你要为我所用，我不能跟着你走。认为毛泽东想摧毁中华文化的看法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毛泽东其实是想改造和复兴中华文化。“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你听这口气，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老祖宗，而是一种继承和推进中华文化的姿态。我读《矛盾论》，感觉它继承发展了周易的阴阳理论，老子的辩证思想，读《实践论》，则分明感受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理论的影响。总的说来，我觉得毛泽东时代是奋力把中华大地上的西化潮流阻挡了一下，正所谓“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COLOR][/SIZE][/FACE][/P][COLOR=#2222dd][SIZE=3][/SIZE][/COLOR][P][FACE=宋体][SIZE=14pt][COLOR=#2222dd]然而没挡住。毛泽东逝世之后，来了一波更猛烈的西方文化潮流。所谓改革开放，所谓和世界接轨，说穿了基本上就是西方化。80[/SIZE][/FACE]年代启蒙运动，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又一巨浪。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又让了一大步，开始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中华文化本来是重农抑商的，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如今公司经理董事长之类人物大出风头，风气更像西方了。但退中有守，邓小平坚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所谓“中国特色”，无疑是以中华文化为底色的，这是一个拒绝全盘西化的口号。[/COLOR][/P][COLOR=#2222dd][SIZE=3][/SIZE][/COLOR][P][FACE=宋体][SIZE=14pt][COLOR=#2222dd]可是西方文化继续加压，经济上与世界接轨还不够，还要使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也都西方化。这股潮流来得如此凶猛，以致在大学校园和网络上几乎成了主流，其势汹汹。但民间同时也出现了逆反现象，振兴国学声音越来越大，对抗强势的西方文化。我虽然对所谓国学不感冒，但对这些先生保卫中华文化的精神还是挺钦佩的。中共18[/SIZE][/FACE]大以后，局面又有变化，可以说，新一轮阻挡全盘西化的行动开始了。[/COLOR][/P][COLOR=#2222dd][SIZE=3][/SIZE][/COLOR][P][FACE=宋体][SIZE=14pt][COLOR=#2222dd]未来会怎样？无非是几种情况。第一种是中华文化退到山穷水尽，只好臣服于西方文化，最后剩下的中国符号只是语言文字，一些民俗之类，舌尖上的中国等等，日本就是这样的，脱亚入欧，连自己是东方人都不承认了。你看日本对中国和对美国的态度，活脱脱就是一副“高等亚洲人，二等西方人”的姿态（顺便说一下，台湾和香港某些人更是等而下之了，他们像“二等日本人”）。第二种就是中国实力日益强盛，中国声音日益强悍，最后中华文化取西方文化而代之。第三种可能就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和平共处，所谓“各美其美”。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几乎没有。为什么？因为中国不是日本。中国个头巨大，历史巨长，民族自尊心深入国人骨髓，要想让中国人放弃自己文化的主体，就像迫使多数中国人信基督教一样，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再说中华文化也确有比西方文化高明之处，当西方文化走进死胡同或走火入魔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人倒可能有办法。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因为西方文化确实非常强大而且优秀，所谓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化，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的东西肯定比西方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鲁迅当年劝青年人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是非常清醒的，现在这话大体上也还正确。所以，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其实就是“战略相持”。我们当然希望和平共处，但西方文化有进攻性（传教士的特点就是要扩张），它是绝不会让我们安宁的，于是中华文化就只能在西方的围追堵截中顽强地保存自己，一面还要不断向对手学习。这是很难掌握的生存姿态，这是异常艰苦的且战且退、且退且战的万里长征，但我看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宿命。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能够和西方文化抗衡的文化很少，上天就把这个大任降到中国人身上了。我对中华民族有充分的自信，我相信中国人一定能走出一条路来。对于地球来说，多种文化总比一种文化要好。[/COLOR][/SIZE][/FACE][/P][COLOR=#2222dd][SIZE=3][/SIZE][/COLOR][P][COLOR=#2222dd][FACE=宋体][SIZE=14pt]                   [/SIZE][/FACE]                     2016[FACE=宋体][COLOR=rgb(0, 112, 192)][SIZE=14pt]，6[/SIZE][/COLOR][/FACE]，7[/COLOR][/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附录：[/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郑永年：不建立有效的知识体系，创新就是空谈[/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http://www.guancha.cn/ZhengYongNian/2016_05_30_362223.shtml[/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都无法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努力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或者自己的社会科学，而是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结果往往是曲解。也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意识形态是内部统治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统治成本在迅速提高。[/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搞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而且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客观。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在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往往是空洞无物，这种情况是尽人皆知的。“外宣”在很多时候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那么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什么原因导致了思维的“被殖民”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FACE=楷体][SIZE=14pt]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旧中国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FACE=楷体][SIZE=14pt]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如何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永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基于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很大的一份责任。[/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SIZE][/FACE]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西方体系，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关键是政治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王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而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而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没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也必然体现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就是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机制上。尤其是知识生产领域，即教育和科研领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不是知识创新，而是控制。举例来说，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资，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来自于研究经费或者其它的资源，那么知识创造者就可以不用为生活所担忧，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来做思考、做研究，这样才会有创新。但中国目前的局面是，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而大部分要来自于申请研究经费等。[/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为了生存，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向掌握资金者（往往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代理人）申请资金。实际上，即使申请到了基金，他们也要为生活着想，想着如何把基金的一部分转化成为自己个人的消费。而掌管资金的权威和机构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创新，而是为了控制。政府所掌握的钱越多，可申请的项目也就越多，对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强。这哪里是研究创新机制，这明明是控制机制。对掌管金钱者而言，你要向我申请资金，你就必须听我的，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越听话，你所能得到的钱就越多。当然，你越听话，表明控制就越有效。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FACE=楷体][SIZE=14pt]这种体制用来控制和管理人们的思维和思想。不管这个体制的初衷如何，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思想和思维的被殖民。例如，在这一体制下，现在的专业经济学家大多是技术性工匠，他们不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任何形式的思考，只需专门找一些有关中国的数据，放入西方提供的技术模子里面，就可以产生研究结果。整个经济界视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科学，研究者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中外杂志上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也类似于制造业的“外国技术、中国原料”的生产过程。评审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导致思维、思想殖民状态的高度制度化。当被殖民者主导这个体制的时候，谁也别想改变这个体制，中国也永远别想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家。[/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一旦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时，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思维被控制时，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那么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的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今天，在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们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摘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SIZE][/FACE][/P][SIZE=3][/SIZE]

[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关注体验 :[/SIZE][/FACE]（k12班风小论坛）[/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高考终于结束了。[/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FACE=楷体][SIZE=14pt]上来一看，王老师近来的文化思考令我动容，乃至于使我压抑不住地回忆起大学苦读时光。[/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FACE=楷体][SIZE=14pt]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时期是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期。当时我读了这句话时，还感觉有些啰嗦，比照当今中国文化遭遇的现实，我不能不再次懊丧地有个感觉判断，就是我们这个时期，是个极度需要巨人却一时巨人空缺的时期。[/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FACE=楷体][SIZE=14pt]回首民族史和我党历史，我坚信，九州再难也不会陆沉，中华再苦也必将复兴。根据就在于我们这个民族早已渗入血液和骨髓里的其他民族难望项背的集体主义精神。这是土壤，虽经西风劲吹，表层有点干结了，但是，沉淀了五千年历史的深厚土质未变，孕育和生长时代所需要的巨人的可能性未变，这集体主义土壤上长出来的个性丰盈的参天大树一定会出现，只是现在，放眼望去，还是草色遥看近却无。[/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王老师这种深沉的家国焦虑情怀在华阴老腔千年一喊中曾经淋漓尽致的呈现。[/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FACE=楷体][SIZE=14pt]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神的唯一性和传教的攻击性决定了它的致命弱点，这在雍容大度多元包容的中华文明面前难免小家子气，犹如崇尚力量的小伙子在一个富有涵养的中年人面前显摆一样。不过，中年人不掌握或不具有超越人家小伙子力量的话，受伤甚至受辱则难以避免。因此，为今之计，就是中年人坚持自己的包容多元气度，虚心学习小伙子长处，修炼自己内功，乃至于具备超越小伙子力量的能力，这时，两人再次对决，小伙子落败不言而喻，中年人再逐步导引小伙子与自己相安共生，才是结局。[/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FACE=楷体][SIZE=14pt]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FACE=楷体][SIZE=14pt]可是，这得到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啊？[/SIZE][/FACE][/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FACE=楷体][SIZE=14pt]我劝天公别吝啬，神州快降大人才！ （6[/SIZE][/FACE]，9）[/P][SIZE=3][/SIZE][P][FACE=楷体][SIZE=14pt] [/SIZE][/FACE][/P][SIZE=3][/SIZE]

[P][COLOR=#2b2bd5]不会喷火的龙老师：[/COLOR][/P][P][COLOR=#2b2bd5]
[/COLOR][/P][P][COLOR=#2b2bd5]    感谢您的关注。我没有单独的音频视频材料，网上可能有一些我讲课的录像，多是有关机构自己搞的，我不怎么清楚，也没有看过。其中经过我授权的也有，但只很少几个，我记得都是关于问题生教育的。[/COLOR][/P][P][COLOR=#2b2bd5]
[/COLOR][/P][P][COLOR=#2b2bd5]                             王晓春     2016，6，12[/COLOR][/P]

期待“[LINE-HEIGHT=37.31][FACE=arial][COLOR=rgb(51, 51, 51)][BGCOLOR=rgb(255, 255, 255)]神州快降大人才”[/BGCOLOR][/COLOR][/FACE][/LINE-HE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