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8月31日14:51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B]核心提示[/B]
都说农民供养大学生负担沉重,到底有多重?这些大学生对家庭的回报又如何?2003年至今,合阳县人民政府招待所经理党宪宗,自费对全县200余户农村大学生家庭进行调查。他发现:这些农村家庭得到的回报并不高,有的父母甚至在子女毕业四五年之后还在为“学债”奔命。
尽管如此,更多的农村父母还是走上了负债供子女上学的路,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孩子才能跳出“农门”……
8月24日,曹惠兰(化名)陪伴21岁的女儿李英(化名)坐上从合阳开往杨凌的大巴,送女儿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上学。背包里,装着母亲缝制的被褥、一双布鞋、几身旧衣服,还有这些天凑齐的5000多元学杂费。其中,3000多元是借来的。“我要跟人家娃一样”,李英告诉妈妈她的4年大学计划,先过英语关,接着考研。曹惠兰听了既欣慰又难受,她明白,这仅仅是第一年,后面还有3年。李英还有一个弟弟,学习也很好,正在上初中,孩子说他也要像姐姐一样上大学。人家都夸她的两个孩子有出息,曹惠兰只有苦笑。
李英的家乡合阳县是个贫困县,同时又是个教育大县,每年至少有3000名学生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的大学。他们同样带走了全家多年的积蓄,也带着父母的期望和改变家族命运的使命走进大学,期待有一天对家里有所回报。为了跳出“农门”,考大学对大多数农村孩子来说,几乎是唯一的通道。
由于职业原因,从1990年开始,合阳县人民政府招待所经理党宪宗,接待了上万名在招待所居住的高考考生和家长,“一个双腿残疾的母亲坐着轮椅,手捧水杯等待女儿出考场;一个满身沾着泥土的农民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从劳务市场赶过来,接儿子出考场……”出于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党宪宗在五年内做了两项调查,并完成一份关于农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沉重的母爱》。
已经60岁的党宪宗想知道,这些父母含辛茹苦送孩子读大学,孩子工作后对家庭的回报到底怎么样:是真的“沾光了、吃利了”,还是只图了个好名声。他调查了200多个大学生家庭发现,孩子毕业5年内,家庭得到的回报一般是:一年一两千元,少的仅三五百元;有的父母甚至在子女毕业四五年后,还在为还“学债”而卖命!
[B]孩子们学习成绩好,大人宁愿多流点汗挣学费,就是再苦再累也得供出来[/B]
曹惠兰的家在距离合阳县城不远的城关镇小郭村,一个靠种植玉米和小麦为生的村子,除了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能寄给家里一点钱外,村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曹惠兰一家住在几间瓦房里,屋子里难觅一件像样的家具。给客人冲上一杯白糖水,那算是曹惠兰家最好的招待。
10年前,曹惠兰的丈夫患直肠癌,基本上丧失劳动能力。她一人种了13亩玉米养活一家人,并且供女儿和小儿子上学。女儿上高中时,两个孩子的学费一年得七八千元,要赚够这些钱,她得在13亩玉米地里干4年。
她能做的唯一努力就是给别家锄地,一天10小时20元,这些钱够两个孩子一天的伙食钱,不至于让他们在学校饿肚子。曹惠兰说,靠种地改变穷苦日子太难了!她寄希望于孩子,孩子们学习成绩好,大人宁愿多流点汗挣学费,就是再苦再累也得供出来。
从李英高考分数估计出来那天起,曹惠兰便开始向亲戚和村里人借钱。这个只有100余户的村子30年来走出了130多个大学生,有的家庭要负担两三个孩子的学费,有的现在还在负债。村民们手头都没有太多闲钱,但还是凑了1000多元,加上家里的1000多元积蓄和向亲戚借来的2000多元,李英第一年的学费总算凑够了,将女儿送到学校后,她匆匆赶回家。儿子马上要开学了,家里一分钱都没有,她想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好办法,只好又扛着锄头去帮人锄地。
伴随着扩招,每年数百万学子走进高校,贫困大学生越来越多。截至2005年8月,全国的这个数据是405万,其中七成来自农村。虽然国家助学贷款的力度越来越大,但仍不能满足这个庞大群体的需要。每年高考后,媒体上都有类似的新闻,呼吁社会各界资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贫困孩子,而有些家长不堪重负甚至选择轻生。
曹惠兰是个坚强而又满怀希望的母亲,她心里总有一丝念想:“只要几个娃娃长大了,日子会好的。”
8月27日,曹惠兰接到女儿从学校打来的电话,说想买个MP3,学英语用。她寻思着这300元钱能去谁家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