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8月31日14:51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B]核心提示[/B]

　　都说农民供养大学生负担沉重，到底有多重？这些大学生对家庭的回报又如何？2003年至今，合阳县人民政府招待所经理党宪宗，自费对全县200余户农村大学生家庭进行调查。他发现：这些农村家庭得到的回报并不高，有的父母甚至在子女毕业四五年之后还在为“学债”奔命。

　　尽管如此，更多的农村父母还是走上了负债供子女上学的路，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孩子才能跳出“农门”……

　　8月24日，曹惠兰(化名)陪伴21岁的女儿李英(化名)坐上从合阳开往杨凌的大巴，送女儿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上学。背包里，装着母亲缝制的被褥、一双布鞋、几身旧衣服，还有这些天凑齐的5000多元学杂费。其中，3000多元是借来的。“我要跟人家娃一样”，李英告诉妈妈她的4年大学计划，先过英语关，接着考研。曹惠兰听了既欣慰又难受，她明白，这仅仅是第一年，后面还有3年。李英还有一个弟弟，学习也很好，正在上初中，孩子说他也要像姐姐一样上大学。人家都夸她的两个孩子有出息，曹惠兰只有苦笑。

　　李英的家乡合阳县是个贫困县，同时又是个教育大县，每年至少有3000名学生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的大学。他们同样带走了全家多年的积蓄，也带着父母的期望和改变家族命运的使命走进大学，期待有一天对家里有所回报。为了跳出“农门”，考大学对大多数农村孩子来说，几乎是唯一的通道。

　　由于职业原因，从1990年开始，合阳县人民政府招待所经理党宪宗，接待了上万名在招待所居住的高考考生和家长，“一个双腿残疾的母亲坐着轮椅，手捧水杯等待女儿出考场；一个满身沾着泥土的农民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从劳务市场赶过来，接儿子出考场……”出于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党宪宗在五年内做了两项调查，并完成一份关于农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沉重的母爱》。

　　已经60岁的党宪宗想知道，这些父母含辛茹苦送孩子读大学，孩子工作后对家庭的回报到底怎么样：是真的“沾光了、吃利了”，还是只图了个好名声。他调查了200多个大学生家庭发现，孩子毕业5年内，家庭得到的回报一般是：一年一两千元，少的仅三五百元；有的父母甚至在子女毕业四五年后，还在为还“学债”而卖命！

　　[B]孩子们学习成绩好，大人宁愿多流点汗挣学费，就是再苦再累也得供出来[/B]

　　曹惠兰的家在距离合阳县城不远的城关镇小郭村，一个靠种植玉米和小麦为生的村子，除了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能寄给家里一点钱外，村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曹惠兰一家住在几间瓦房里，屋子里难觅一件像样的家具。给客人冲上一杯白糖水，那算是曹惠兰家最好的招待。

　　10年前，曹惠兰的丈夫患直肠癌，基本上丧失劳动能力。她一人种了13亩玉米养活一家人，并且供女儿和小儿子上学。女儿上高中时，两个孩子的学费一年得七八千元，要赚够这些钱，她得在13亩玉米地里干4年。

　　她能做的唯一努力就是给别家锄地，一天10小时20元，这些钱够两个孩子一天的伙食钱，不至于让他们在学校饿肚子。曹惠兰说，靠种地改变穷苦日子太难了！她寄希望于孩子，孩子们学习成绩好，大人宁愿多流点汗挣学费，就是再苦再累也得供出来。

　　从李英高考分数估计出来那天起，曹惠兰便开始向亲戚和村里人借钱。这个只有100余户的村子30年来走出了130多个大学生，有的家庭要负担两三个孩子的学费，有的现在还在负债。村民们手头都没有太多闲钱，但还是凑了1000多元，加上家里的1000多元积蓄和向亲戚借来的2000多元，李英第一年的学费总算凑够了，将女儿送到学校后，她匆匆赶回家。儿子马上要开学了，家里一分钱都没有，她想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好办法，只好又扛着锄头去帮人锄地。

　　伴随着扩招，每年数百万学子走进高校，贫困大学生越来越多。截至2005年8月，全国的这个数据是405万，其中七成来自农村。虽然国家助学贷款的力度越来越大，但仍不能满足这个庞大群体的需要。每年高考后，媒体上都有类似的新闻，呼吁社会各界资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贫困孩子，而有些家长不堪重负甚至选择轻生。

　　曹惠兰是个坚强而又满怀希望的母亲，她心里总有一丝念想：“只要几个娃娃长大了，日子会好的。”

　　8月27日，曹惠兰接到女儿从学校打来的电话，说想买个MP3，学英语用。她寻思着这300元钱能去谁家借？

　　[B]辛劳的父母[/B]

    为供孩子上大学，一些家庭不得不放弃改善生活、放弃接受较好的医疗，甚至背上沉重的债务。“必须得这么做！再不叫我娃当农民！”

　　合阳，地处关中东部、黄河中游西岸，是个国家级贫困县，但合阳的教育却在全省响当当，每年要“出产”3000多名大学生。小郭村是全县有名的“大学生村”，高考恢复三十年以来，这个仅有一百余户的村子已经出了130多个大学生。但多年来村子的变化不大，很多村民仍然住在老房子里，有的房子已经住了几代人一百多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供出去的大学生，很多人对家庭的回报是巨大的。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在当时看起来不菲的收入，从而有能力扶持农村的家人改变现状。债务还清了，土坯房翻新了，幸运的父母还能被儿女接到城里转转；这些早年跳出“农门”的学子让贫困的乡亲们看到了希望，他们有的出了国，有的还在北京的大学里当教授，乡亲们教育子女以他们为榜样，“村里的学风浓得很！”一村民说。

　　然而，后来者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是巨大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就是为了得到该东西所必须放弃的东西。一个人为了买一斤苹果，就不得不放弃用同样的钱去买梨；同样，为了供养一个大学生，这些家庭不得不放弃一个种地的劳力。

　　党宪宗说，现在合阳县农民的日子比改革前好了很多，但是城乡差距在逐年扩大，相比城市，农村致富的步伐迈得太小。来自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的一组数据是：2005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实际提高6.2%，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是9.6%，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城乡人均收入比例3.22∶1。

　　大学学费随着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和物价的提高而增加，但同样多的学费，农民比城市居民所承担的机会成本要大得多。在城市，5000元的学费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但在农村，一个农民家庭必须为此劳动两年，他们不得不因此放弃改善生活、放弃接受较好的医疗，甚至背上沉重的债务。

　　“即使这样，也必须得这么做！再不叫我娃当农民！”小郭村妇女雷金桂说，“同是一个太阳照着，为啥我娃比人家的娃可怜？”

　　面对上大学所承担的过高成本，村民们没有能力去做一个理性的决策，“不这么做，就等于丧失了所有的机会。”党宪宗说。

　　[B]毕业了的大学生，多的每年给家里一两千元，少的仅三五百元，有的甚至一分钱都没有。可父母并不责怪孩子[/B]

　　61岁的雷金桂和比她大一岁的丈夫、88岁的老母亲还有11岁的孙女住在祖上留下来的、已经存在130多年的老房子里。今年雨多，住在里面提心吊胆的，雷金桂想翻修一下，但却没钱。这个四代之家如今最缺少劳力，儿子前几年病逝，两个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谁都指望不上。

　　前一二十年，雷金桂和丈夫透支体力，白天黑夜地在砖窑里干，用数万元的外债，换来了两个女儿的大学毕业。而如今，年逾花甲的他们干不动了，老两口不得不继续耕种10亩玉米，维持家用，并偿还剩余1万多元的外债。雷金桂身体不好，已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打工，靠地里那些玉米，这些债要还完至少还得5年。

　　除此，他们还得供11岁的孙女上学，那是老两口对儿子希望的延续。虽然现在农村教育实行“两免一补”，上学不用花啥钱，但平时的文具、生活费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个四口之家，一个月的零花钱仅有20多元，“能不花的就不花！债还没还完呢！”

   　雷金桂有时会显得很烦：“一想起这些，整夜整夜都睡不着！”大学毕业的两个女儿状况并不像她所期望的那样，大女儿早年毕业，但厂子面临破产，日子过得窘迫；二女儿是扩招第一届毕业的大学生，恰好遇上就业市场饱和，辗转几年也没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两三万元的助学贷款至今未还清。雷金桂没法依靠两个女儿。“我供娃上学赔了！”雷金桂说。

　　农民家庭供养子女的沉重负担，促使党宪宗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调查——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对家庭的回报究竟怎样？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至少相对于这些父母的付出来说”。

　　党宪宗说，这些毕业了的大学生，多的每年给家里一两千元，少的仅仅三五百元，有的甚至一分钱都没有，可父母当年供他们大学毕业，至少要花三四万元。父母们一般不会在外人面前抱怨自己的儿女，总是为他们辩护开脱，“儿女有儿女的难处，虽然工作了，他们要结婚，要买房子，城市里费钱，我们在家里好对付，也不花钱，也不需要钱。”

　　雷金桂并不责怪两个女儿，她觉得那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他们可能独自度过后半生，养老怎么办，老两口从来没想过，也不敢想。雷金桂说，她和老伴从不后悔将两个女儿送进城里，至少从他们的女儿这一代开始，可以和城市人一样生活了。

　　[B]为了给娃攒学费，他们不舍得花一块钱去买一瓶矿泉水，甚至一辈子都不知道羊肉泡馍是啥味道[/B]

　　2007年，合阳县的高考又是一个“丰收年”：一本上线600多人，二本1249人，三本3000多人，加上专科高职，全县4000多考生没上线的仅剩下几十个。

　　这个数字并不能使合阳县教育局局长贾忠孝感到高兴。

　　2006年，这个县地方财政收入只有1905万元，全县国民生产总值7.1亿元，农民人均总收入2448元，纯收入1680元。但这个人口只有45万的小县城，每年向外输送的大学生至少3000多人，全县每年在外上学的大学生约有1.2万人，按照每个学生每年花费1.2万元计算，他们将从家乡带走1.44亿元，“如果算上高中教育，老百姓花在教育上的钱每年在3亿元左右”党宪宗说。教育上的成功让人们被迫压缩各项消费，尤其是农民，因为收入有限，实际上可供压缩的消费领域并不多，能挤的也就是吃穿住用。一般所有的积蓄，甚至包括贷款等全被上大学的子女带走。除了教育，这座县城的工矿企业、第三产业显得不景气，“为了给娃攒学费，他们不舍得花一块钱去买一瓶矿泉水，甚至一辈子都不知道羊肉泡馍是啥味道。”

　　合阳县每年走出去3000多名大学生，回来的只有100多人，而且大多流向党政机关和教育系统。大多数走出去的孩子不再回来，并不能为家乡创造财富，每年1.44亿元的投入无法收回，而合阳这个贫困县的很多行业却因为缺少人才而发展缓慢，“我们花了基础教育的钱，却为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培养了人才。”“现代化便是工业化”，这是20世纪的后50年中，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一致认定的道理。

　　专家指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城市在发展和进行工业建设的过程中，从农民那里提取了大量的剪刀差(有专家估计是6000亿元到8000亿元人民币)。据统计，198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倍，1985年该比例下降为1.86，但之后基本保持了不断扩大的趋势，到2003年，该比例扩大到3.23。农民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做了很大的贡献，但很长时间，他们没有充分享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果。

　　这也是国家提出“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依据之一。近年来，针对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两免一补”政策，免除农业税就是这种“反哺”的体现，但这和城市发展的步伐相比，似乎有点慢了。

　　[B]孤独的父母[/B]

　　“随着城乡差距的扩大，亲骨肉之间用血脉凝结在一起的情感愈来愈淡化。”在未来很长时间内，这些生活在农村的父母不得不忍受孤独和对儿女的思念。

　　在合阳县农村一些家庭，总有一层深深的悲伤，那些大学生家庭年迈的父母，不得不忍受孤独。

　　合阳县皇庄甫镇雷家寨村民张玉娥(化名)，独自一人居住在一孔年久失修的破旧窑洞里。窑洞里除了一张土炕、一个灶头、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没有一样“现代化”的家具。自从7年前儿子考上大学，家里就变得冷清，如今，儿子在广东工作，经常一年也回不了一次家。

　　家庭的传统观念也正面临着冲击，农村的父母放不下城里的儿女，而这些儿女受另一种环境和观念的影响，固有的亲情观念在淡漠。在调查中，党宪宗不时要面对那些因两代人的互不理解而黯然神伤的父母。他们的讲述经常让年逾花甲的党宪宗落泪：一位患脑血栓的老人，5年中病危多次也未唤回在国外定居的儿子。老人说，宁愿不要钱，也想在临死前看儿子最后一眼。

　　一对朴实的农村夫妇，精心粉刷和装饰了破旧的窑洞，高高兴兴地迎接回家过年的儿子和城里的媳妇。谁知媳妇一进窑洞转身就去县城的宾馆住，次日便回城了，两个老人在除夕之夜掩面痛哭。

　　一名孝顺的儿子成家后，将年迈的父母接到城里居住，但习惯茅厕的父母因用不惯马桶而感到自卑，“爸是农村人，过不惯你城里人的生活！”老父的一句话戳在了儿子的心窝上，“才几天啊，父子之间就有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称呼！”

　　党宪宗说：“随着城乡差距的扩大，亲骨肉之间用血脉凝结在一起的情感愈来愈淡化。”

　　而正在加速的农村城镇化进程，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从土地中分离出来，机会和利益驱使他们向更好的大城市流动，包括求学。

　　看到别人家儿女都在身边，孙子孙女满院子跑，独守空荡荡的窑洞，张玉娥不免啜泣：“儿啊，你啥时候回来？妈想你了……”

孩子有出息，就是对做父母的最好的回报。
眷眷父母心啊。

我也是一位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我弟也是大学生。在家乡是我爸爸妈妈的骄傲，但是他们很辛苦。再辛苦，心理却是高兴的。因为我们为父母争光了，这就是父爱，母爱---只是付出，不求汇报。工作之后，我们应该常回家看看。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理解家长的良苦用心。但真正理解父母的又有多少，尤其是现在的孩子。我希望每个学校要多一些这方面的教育。

中国的父母就是傻得令人心酸～～

我在农村的父母啊！

我是一位班主任，我也有同感，现在的学生没有感恩之心，我们教师要改变教育方式才行！下面是我的教学工作的专用空间，请你们多多指点！！http://hi.baidu.com/%BD%CC%CA%A6%B5%C4%CC%EC%BF%D5fang

[QUOTE][b]下面引用由[u]天圆地方[/u]发表的内容：[/b]

我也是一位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我弟也是大学生。在家乡是我爸爸妈妈的骄傲，但是他们很辛苦。再辛苦，心理却是高兴的。因为我们为父母争光了，这就是父爱，母爱---只是付出，不求汇报。工作之后，我们应该常回家...[/QUOTE]
    天圆地方老师说得很好，我非常同意。

供孩子读书是有风险的，孩子有文化了，就很少回家了，看到的是大都市繁华的生活，孩子在外面也是很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