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批评我说，教育方法和贿赂学生确实不能够划等号，我觉得有道理，但是有还有几句话想说。第一句话是：能够打开和学生沟通的门，只要不违背原则，可口可乐的方法是可以用的。
第二句话：从贿赂的本意来说，教师主动与学生亲近、沟通，不符合贿赂的字面含义。这可是有词源解释做根据的，不是我杜撰。词源说“贿赂：私赠财物以请托于人。”还举了最早出现贿赂二字的文章，是《左传昭六年》，那里边有“乱狱滋丰，贿赂并行。”词源从词义本身来说，解释了贿赂构成的三点要素：一、行为不公开，属于私（含背后的、个人的、隐蔽的意思）；二、有交易媒介——财物；三、目的是“请托于人”。以这三点衡量，教师与学生交往，都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贿赂，
现在都提倡以工补农，工业反哺农业，学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教师的衣食父母，以生为本，我们不妨也反哺一下学生。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是教育，我觉得这种“贿赂”还可以拉近学生与老师的距离，使老师显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呵呵

                      遭遇不幸的孩子：今天和平常一样

    让一个有缺陷的人平静地融入生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把他的缺陷看在眼里。


今天是刘亚红同学回学校的日子，能够让她这么充满阳光地回来，我要感谢妻子深沉的爱。是她给我的爱，让我选择了一条最阳光的教育方式，使孩子们从自卑和自残中挣扎出来，终于自信地回到了学校。
也许你们还觉得迷糊，就让我详细把事情经过告诉你吧——
亚红是我班上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开朗活泼，充满青春朝气，大家开口就亲热地喊她的小名“亚子、亚子”。这个女孩子，也是同学们心目中的天使。她不仅人长得好看，而且口才很好，普通话说得很标准，我们班每次参加学校文艺比赛，孩子们铁定的形象代言人就是她。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去年我们筹办校园文化节时，她却出事了。她出事的时候，我们没有一点预感。那天是星期天，提前归校的孩子们一个个都忙得不亦乐乎，有的同学在做演出小品的道具，有的同学在忙着设计寝室、教室的徽标，有的同学在忙着编排大型舞蹈……忙到下午六点，还没有看见我们班的节目主持人刘亚红归来。
七点钟的时候，申波超问了我一句：“刘亚红从不迟到，今天怎么还没有来呢？要不要给她家里打个电话？”我才想起，对啊，这么一个重要的活动，她怎么能够迟到缺席呢？于是我掏出手机，给她家里打电话。电话里“嘟——嘟——”地响了几声长音之后，就是一个机械的声音提示：“对不起，你拨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稍后再打过去，依然是这样机械的回答。
亚红怎么啦？不祥的预感这时候才袭上心头，班委会的几个主要干部看见我没有说话，也一个个地低着头不说话。过了好久，我才对他们说：“你们忙你们的吧，也许她错过了汽车，也许上自习的时候，她就来了呢！”
可是那天晚上她没有及时赶来。从来不迟到的她，第一次不请假缺席了，值周班长黄小飞给她画上了旷自习课一晚的记录。
我在教室里坐了一个小时的堂，陪着孩子们学习。平时上课，我一律把手机关了，可是那天，我一直把手机开着，把铃声调成了震动，就是祈望手机哪一次突然地鸣叫，会带来刘亚红的消息。直到夜晚九点，将近下晚自习的时候，才接到她家里的第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她老爸，他非常难过地告诉我：“对不起，郑老师，我们的亚子出了点事情。这几天您给她请假，好吗？”
我惊问出了什么事情，老刘告诉我，下午亚子准备归校的时候出了车祸，现在正在医院里住着。“伤得重吗？有没有危险？”我着急地问。“幸好没有生命危险，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老刘的声音有点哽咽，我安慰了他几句，就挂了电话。班上的孩子们也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默不作声。
第二天，我开车跑了一百多公里，到她所住的医院去看她。
当我走进医院时，她正沉默地和医生、护士斗争——毁了容貌的她，从知道自己的伤势那一刻起，开始拒绝输液，拒绝治疗，无论谁劝都不听。要不是手脚被捆绑着，她会把身上所有的绷带都撕掉！她妈妈告诉我，从昨天夜晚苏醒到现在，亚子唯一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我感到异常地沉重。我深深地理解孩子的痛苦，只有失去过美好东西的人，才能够深沉地理解这种痛苦，哈醒。
我不由想起了自己，由于先天营养不足，怀孕七个月就生下来了，我的身体一直不好，体型也比较瘦小。在读高一的时候，一位女生曾经这么赞美过我——“郑学志你好秀气好斯文啊”。我知道，对于一个孱弱的男生来说，不说他强壮魁梧，而是说他秀气和斯文，这已经是十足的讽刺和挖苦了。一些男生则叫得更彻底，干脆叫我“郑排骨”，或者“郑豆芽”。我彻骨地体验着一个男人失去魁梧和健康身体的痛苦，有很多娱乐活动，我失去了参加的机会。就是体育考试，那些竞技项目我也一个个地挂红灯……于是在整个高中期间，我一直冷漠地和女生交往着，尽管我写得一手好文章，外班一些女生慕名跑到我教室前边来看过我，但我依然保持着我的冷漠，孤独而高傲。
考上大学后，要不是遇见了现在的妻子，我还会这么冷漠地一个人孤独地走下去。是她，用她那无私温暖的爱鼓舞了我和别人交往的信心和勇气。她从没有嘲笑过我的孱弱，也许根本就没有在意过我的身体瘦小。当我和她在街上一起走过时，她骄傲的神情就像依靠在一棵伟岸的大树上！而事实上，我的四肢比她还瘦小。第一次带我去她家，面对着兄弟们挑剔的目光，她一片坦然。我于是不再以自己是“排骨”而自卑。尽管我现在在妻子的饲养下,已经变得四肢发达，但那时她的爱却让我明白一个道理：让一个有心理缺陷的人平静地融入生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把他的缺陷看在眼里。
我没有进病房去看她了，只是告诉亚红妈妈：不要告诉亚子我来看过她，我就能够有办法，早点改变她的态度，让她积极配合治疗。亚子妈妈感激地握了握着我的手。回到学校里，我把亚子的情况向大家说了。我告诉孩子们：“现在亚子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我们把她当作一个受伤的病人老看待；失去美丽容貌的亚子，这个时候最怕的也许就是别人异样的目光。过分的关切反而会使她自卑，会使她感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如果我们能以平常心看待她，或许更好。”我的话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于是一封由班长申波超主笔的别致的信诞生了：
　　亚子：
　　你是我们班上最有魅力的女孩子，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现在，校园文化节就要开幕了，经班委会研究决定，我们班的节目主持人由你担任。希望你积极配合治疗，早日回来主持节目，全班同学都在盼望你给魅力做一个最恰当的定义。

　　                                               想你的同学们     
                                                      10月29日     
这封信丝毫没有提到亚子受伤的事情，大家依然热情地请亚子出来担任我班的节目主持人。第三天我亲自把同学们的这封信送到了医院，并且慎重地交到亚子手里。
亚子的手还不能够自由动弹，我要亚子妈妈读给她听。当信读完时，亚子激动地哭了，嘴里反复念叨着“我会的，我会的”。见她情绪好转，我把自己带去的英国女王伊丽沙白二世化疗脱了头发后的光头相片送给她，我记得照片上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写了这样的一句话：给魅力重新下个定义！亚子读懂了我们的期待，从这天开始，刘亚红开始放弃了自残，也不再采取抵抗地态度治疗。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其间我又和学生代表几次去看望过亚子。她的状态很好，虽然伤未痊愈，眼睛还不太好使，但她已开始复习功课和准备文化节的主持工作了。我和学生约定，做好准备，哪怕是亚子来迟了，给学校报上去的文化节节目主持人也一样留给她。
很快，一个多月过去了，今天，在学校文化节即将闭幕的这一天，亚子来上学了。当亚子走进教室时，一头活泼的男式女发，显出了亚子开朗活泼的个性，我想不到手术中长短不齐的头发也可以被处理得这么自信乐观！她活泼地跳进教室，嗨——和同学们打招呼，脸上那道鲜明的伤疤生动地飞扬着。两个月没见了，同学们热情地和亚子打着招呼，亲热地开着玩笑，好象亚子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灾难。
下午的文化节闭幕式上，学校广播站里播出申波超写的通讯报道《我们永远的节目主持人》，在学校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当我们的亚子出现在主持席上时，那些挑剔的评委们为之悚然动容……这一次，我们班在文化节上出尽了风头，囊括了十个单项奖的第一名，还取得了团体第一的好成绩。最后，评委还不过瘾，他们还一致建议筹委会，为文化节增设了一个最具人格魅力奖，得主就是我们班上的刘亚红！

呵呵，谢谢鼓励

好喜欢郑老师的文章，我也买了您的书，《班主任工作招招鲜》，正看呢。早知道您在论坛，我就该请您签名呀，后悔哦。我今天太累了，我得休息了，明天又来拜读郑老师的大作！

谢谢论坛朋友们的关注，也感谢好多朋友们购买了我的班主任工作书籍，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使得那些书不断地再版，才催我继续写新东西。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继续努力写。今天在外边出差，只能够在宾馆的电脑上回帖子了，明天回家，一定再写一篇上来。
再次感谢大家。

学生们中间发生了偷盗行为，怎么办？


很多班主任朋友问我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学生们中间发生了偷盗行为，怎么办？
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太宽容了不行，那会给那些犯错的孩子一个错误信息提示——只要有本事偷到手就是好事，这样就会害了他，等到他哐啷入狱，再好的教育也就迟了。太严了也不行，声色俱厉、严厉打击、毫不手软，也许最终后悔的是我们自己。我常常说，教育不敢懈怠，因为我们影响的是一个人的一生。
对于这个问题处理，我认为需要一点教育的智慧。这个智慧，并不是说一个教师从事教育事业所应该具有的专业知识，而是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应变能力和处理技巧。从某种意义来说，面对一件事情不同的处理方式所带来的教育效果是有天壤之别的。
我在《教育在线》上看到过安徽省巢湖市柘皋中学唐金龙老师的一篇文章，他叙述了一位不知名老师的故事：
有一次晚自习时，那个老师去教室辅导，却发现班里一位叫源源的女生已经哭肿了眼睛——她的100元钱放在语文课本里不见了。
对农村孩子来说，100元是个天文数字！
这时，老师看看全班同学，个个都是无辜的样子。他沉默了片刻，说：“100元啊，对我们的诱惑太大了。就是我发现没人，也敢装进自己的腰包。问题是那钱不是咱自己的，花着不踏实啊。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别说拿人家钱财了。不过，因为一时迷糊犯错误谁都难免，我们得允许人家改正。现在，我把灯关了，每个同学都要从讲台那里摸索着走过去，希望拿了钱的同学把钱留下。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也没有人需要知道你是谁。灯亮了，我们还是可爱的好孩子。”
说着他关了灯。十分钟后，他打开了灯：桌上什么也没有！
“再来一次！”他沉默了更长时间后说。可是当他第二次打开了灯：桌上仍然什么也没有！
“请那个同学珍惜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我们执迷不悟，那么今后背在我们背上的，永远是别人的嘲笑和唾骂，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中会出现这样的人。如果现在改正还是我们的好学生。”此刻，他的声音有些严厉，也有些无奈。
最后，当第三次打开了灯：桌上放着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他的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就那样在众人面前肆无忌惮地流下来了。
学校为此大大地表扬了他一番，还写了一篇《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评论发表在当地日报上，认为他教育有方，用耐心而智慧的办法让那位“迷途”的孩子找到了“新路”。不是吗？他可以发动学生相互搜腰包呀，当搜到钱以后可以送学校处理呀，也可以叫来家长给孩子以严厉的教育呀。
如果说到这里故事就完了的话，那也足够了。足够能说明教师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自尊，允许学生知错改错。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教育智慧已经让我们叹服。但故事至此并没完。当他第三次打开灯的时候，真的看到了一张百元大钞，他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流泪了？是感到自己工作方法对头了的激动？是为那位认错的同学感到高兴？都不是。
原来，桌上那100元钱是他从刚领到手的工资中自己拿出来的！
我记住了这篇文章，不是因为这位老师的方法很好，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那就是对待偷盗这个问题上，教育上的措施和刑事处罚不同，教育重要的是给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而刑罚是用打击的手段剥夺一个人的机会。孩子犯错误，也许纯粹是一时的冲动糊涂，并不是一个人生来就是很坏的。试想我们有几个人没有犯过错误呢？就是偷盗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又有多少男生没有做过呢？我在孩子们中间和成人中间做过调查，有相当一部分为人正派的人承认：他们在不懂事的时候，在不同程度上，曾经做过一、两件不光彩的行为。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以前曾经做过不光彩的事情，而堕落成犯罪的人。
这其实很简单，人都是有良知的 ，一个人的成长，就是良知和罪恶习气不断做斗争的过程。良知还在，并引导孩子积极和恶习做斗争，良知胜利了，他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就成为了一个正派的、对社会有用的人。反之，就堕落成了社会的渣滓。唐老师之所以那么推崇那位不知名老师的做法，就是在于那位老师给犯错的孩子良知留下了一个缓冲的斗争空间。我相信，如果那个孩子良知还在的话，他一定倍受震动，以后会悄悄地把钱还给老师的，毕竟灵魂长期背负着枷锁也不好过。即使长时间地保持着沉默，也不一定排除他以后会改正错误，因为偷盗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承认错误也需要勇气。只有极少数的一些孩子，才走上罪恶的道路。
在此，我又想起了河北省河间市一中王家培老师的一个故事，故事的题目叫《永远不会忘却的教训》，发表在2000年的《班主任》杂志上。王老师自己说，这是他“教育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失误”，其教训他永远不会忘却。
那是他步入教师队伍的第二年。他当时年轻要强，班级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不料，即将放暑假的那天早上，班里的打气筒不见了。一只气筒虽然只值八块钱，可那是他们班的一份宝贵财产，农村孩子家里穷，大多骑破车，离不开这只打气筒。
他趁学生开校会，来到了男生宿舍，隔着铺盖挨个摸了起来。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打开铺盖一看，正是那只气筒。他的心立刻突突地跳了起来，但是还是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重新把铺盖卷好，并立即向学校作了汇报。为了给学生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校会之后他留下了全体男生。政教主任说：“若主动承认错误，可宽大处理。”但等了好大功夫也没人坦白，于是政教主任要求学生打开自己的铺盖卷。急着回家的学生纷纷打开铺盖让老师过目。忙乱之中，只听有人用近乎祈求的语调轻声对王老师说：“王老师，我想和您说点事。”啊，这竟然是一个物理、数学曾考过双百的学生！王老师震惊了，但他想：“高中生不是小孩子了，既然我已经给了你机会，那就不再宽恕。”于是狠了狠心说：“有事一会儿再说。”
事情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那个学生被带到办公室写了检查，并请家长来校把他领回家，叫他听候处理。可是新学年开始了，那个学生再没回来上课，“自动退学”了。学生的退学，让王老师意识到了自己的做法不妥。尤其是他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更加开始思索自己在处理这起偷盗事件上的过失。王老师在文章说：“如果发现气筒之后我能把安某（那个学生）单独留下来做工作而不报告学校，如果他要承认错误时我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事后我能做好他的思想工作，使他鼓起勇气重新回到集体中来，安某是不是会比今天更出色？然而，这一切我都没有做到，我为自己的失职感到愧疚。”
这个内疚，压在他心头二十多年。这期间，学生考取了工作，录用为国家干部，而且做得很不错。王老师自己也调到了县城教书。那个学生曾多次来看望过他，他们在一起谈工作、谈生活、谈未来，唯独没有谈过那件他们双方都不愿提起的事情。越是这样，他的自责就越强烈。
一天，他终于提起了这个话题。鼓起勇气对那位学生说：“当时，我应该给你一个机会。如果是现在，我绝不会那样处理问题。要说犯错误，倒是老师犯了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他没有给良知留一个缓冲的空间。学生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一切尽在理解中。王老师做教师近三十年，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大多淡忘了，唯独这件事一直记在心上。他把这件事讲给大家听，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从中吸取他那永远也不会忘却的教训。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保留下来，是因为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道理：教育的失败，受惩罚的不是学生一个人，而是教育的双方。学生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退学的代价，老师要为自己过错承受良心的煎熬。同时，这篇文章还告诉我们一个处理学生错误的方法，那就是学会换位思考——假如我们是学生，我们会希望老师怎样做？如果犯错误的学生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又会怎样做？只有把师爱和母爱交融在一起，许多问题才会在学生和老师的相互理解中得到解决。
教育不是简单地依葫芦画瓢的事情，而是一种智慧，一种机智，它需要我们运用自己的头脑，从爱心出发，富有技巧地解决孩子成长中的种种错误，并尽最大可能，唤醒良知的力量，鼓励孩子自己战胜内心的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