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无止境，孔子渊博的学识令人敬佩。

[P][b][SIZE=4]君子不器——当人才很好，但是还不够[/SIZE][/b][/P][P][SIZE=4]关于人才的概念，百度百科说：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人才也作“人材”[COLOR=rgb(51, 51, 51)]。[/SIZE][/COLOR][/P][P][SIZE=4][b]子曰：“君子不器。”[/b]（《论语为政篇2·12》）.孔子说：“君子的目标，不是要成为一个有特定用途的器具。”在古代，君子本来是指贵族的子弟，后来专指一种特定的人格表率，即德行方面比较完美的人。后来，君子便成了每个人努力的目标。一般谈到君子，都会强调立志。你有志向吗？如果你希望成为君子，那你就要努力了。孔子说的[b]“君子不器”[/b]中的器就是器皿，像锅、盘、碗、盏是器皿，我们开的车子、飞机也是器皿。器皿代表它有一定的用途。在孔子的想法里，因为社会人生更多需要的是全才，全才就要样样懂。“[b]不器[/b]”就是并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特别是一个为政的人，就要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从表面上看，一个很好的大政治家，好像一个很好的演员，演什么角色，就是什么角色。当演工友的时候，就是规规矩矩扫地倒茶，当演大官的时候，温温和和就是做官，干哪一行就是哪一行。[b]“[/b][b]君子不器”[/b]这个学问，就是成为了真正的全才，否则只有变成专才、专家。所以“[b]君子不器[/b]”放在《为政》篇，就是说明为政在这方面的道理，一个领导者只有能够通观全局、把握全局、领导全局，才能成为合格的领导者。作为一个君子应该是全方位地学习，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一方面，这也就是全人教育。全人教育有三个层次，即：人才、人格、人文。[/SIZE][/P][P][SIZE=4]第一层次，人才教育，用之于外。现代人只要读完大学或专科，就能拥有一个特定的专长服务于社会。找到工作，得到一种社会地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能不能在社会上发挥所学，有时候要看机会，看是否得到赏识。如果说只强调让一个人成为某方面的人才，那么此阶段，这个人才也仅仅是一个专业的工具或者器皿。一旦碰到其他方面的挑战，他也许就束手无策了。不管用得多好，将来都要退休，退休以后还是要面对晚年的生活。并且，一个人在一生中一定会与别人来往，比如交朋友、与同事间的互动，其中所牵涉的，与专业知识技能多半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一个人只有智商高不够，还需要情商；只会念书不够，还要能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否则， 这个人在社会上会到处碰壁。因此，学习的过程要注意到整个人格的发展。[/SIZE][/P][P][SIZE=4]第二层次，人格培养，求之于内。任何人格方面的陶冶， 都要求由内在的真诚开始。比如说我做一件事，可能只考虑效果，考虑利害关系，这是一种情况。同时我也考虑是不是由内而发，是不是真诚，是不是主动愿意这么做，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只考虑第一种情况，无异于永远把自己当工具。做一件事，只考虑利益，比如我表现不错，别人给我赞扬，我就很开心，但是我没有由内而发，不管做多少事，都无法改变内在的自我。所以，重要的是在人格上的要求，能够求之于内， 由真诚开始。[/SIZE][/P][P][SIZE=4]    我们讲人格教育，不是要求学生上完课，学会了之后立刻变成君子，那不可能。人格教育需要学校，需要老师， 并且强调身教与言教并重，比如父母教子女做好人、做好事， 这是言教，而身教就是父母自己要能够做好人做好事，子女看了之后，当然是有样学样，也跟着去做，最后能够自己主动愿意做，那才真的是会有道德方面的效果，也就是不断地提升人格的质量。[/SIZE][/P][P][SIZE=4]    第三层次，人文教育。简单说，就是有没有艺术的爱好和修养、有没有个人的宗教信仰，这些都属于人文方面的考虑。一个人生命是完整的，像孔子一样，他也有许多宗教方面的观点值得我们参考。[/SIZE][/P][P][SIZE=4]    所以，我们谈[b]“君子不器”[/b]，是说不要只看“人才”这一块，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孩子如果在人格方面有好的教育，其价值远远超过他专业上的才能。这个社会不缺人才，但是对人格方面却有普遍的要求。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听起来很刺耳，他说专家只是训练有素的狗。如果只有专业知识，没有普遍的对人的关怀，那么人格是有缺陷的。比如研究生物科技的科学家，到最后可能想做一个克隆人。若真复制出人，那么对社会的影响是很难评估的。在社会的道德、秩序等方面恐怕都面临新的挑战。所以，科学家不能只以探索为理由，不顾一切地去发明创造，到最后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像各种武器的发明，对人类就构成了很大的威胁。[/SIZE][/P][P][SIZE=4]不但科学家如此，艺术家也是如此。有的艺术家说我要为艺术而艺术，听起来很专业。但是为艺术而艺术，对于社会及一般人来说，恐怕也是一个压力。因为有些艺术家为了求新求变，不顾社会的生活规范，也不顾各种善良的风俗习惯，只一味创新，结果虽然达到了创新的目的，但对许多人来说，却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社会影响。每个行业都有它的专业性，如果这个行业只顾自己，忽略社会责任，那后果恐怕不见得好。同样地，我们教书也一样， 只做一个教书匠，而忽略了社会责任，那么这个教师就不合格。[/SIZE][/P][P][SIZE=4]《论语》有一句话，说一个君子在用人的时候要“器之”， 他用人的时候会因材来使用人，你是这方面人才，我就用你做这方面的事情。按照你的才能来加以规划，让你发挥，这是用人方面。但是不要忘记，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这个完整的生命一定要得到全方位的发展，也就是在人才教育之外还有人格教育与人文教育。儒家一向侧重于人格教育方面，所以儒家给人的印象往往就是教条八股，要人好好孝顺，要讲信用， 等等。我们学儒家千万不要只看外表的规定，而要学会其中人性的理论。要问自己，当我孝顺的时候我快乐吗？如果不快乐， 就要再进一步问自己，是不是因为自己不了解为什么应该孝顺。同样，做父母亲的也要爱护子女。父母照顾孩子的时候也很累，这时就要想，我照顾孩子的时候快乐吗？事实上，人生的快乐与痛苦有时候很难分清楚，有时候我们把这种带有负担、带有压力的快乐，称为甜蜜的负担。人在世上找不到完全的自由，也没有不带任何压力和负担的事情。但当你尽力去做了之后，内心的快乐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所以，讲人格教育时，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需要不断地修炼自己，同时对于人我关系要做出正确的判断。[/SIZE][/P][P][SIZE=4]孔子说[b]“君子不器”[/b]，他不是说不要当人才，而是说当人才很好，但是还不够。我们要常常记得“不错，但是不够”这几个字。大家学习的时候也一样，学到了那么多孔子的观念，不错，但是还不够，因为还有很多，要继续往前走才能够了解得更完整。[/SIZE][/P][P][/P][P][SIZE=4] [/SIZE][/P]

[SIZE=9pt][QUOTE][/SIZE][b][SIZE=9pt]下面引用由[@微尘#33634]发表的内容：[/SIZE][/b]

[SIZE=9pt]学无止境，孔子渊博的学识令人敬佩。[/QUOTE][/SIZE]
[P][SIZE=4]谢谢评价！[/SIZE][/P]

德育教育与知识教授同等重要，或者说前者更重要。

[P][b][SIZE=4]孔子的教育教学原则[/SIZE][/b][/P][P][SIZE=4]    孔子开办平民教育，培养学生成为人才，有其独特的教育教学原则，《论语》中记载的有：[/SIZE][/P][P][SIZE=4]一、“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原则[/SIZE][/P][P][SIZE=4]孔子眼里的人才，应该兼具文化素养与行为规范，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就是要广泛学习文化知识，再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SIZE][/P][P][SIZE=4][b]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b]（《论语雍也篇6·27》）。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古代的文化典籍，又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 [b]博学于文，[/b]这个文不仅是文学，而是代表了一切学术文化。以现代名词来说，包括了文法、文理和一切知识。所以说要博学于文。博就是渊博，样样要懂，才能成为通才。但是渊博的人，常是样样都懂，门门不通。所以先求渊博；后要求专精。要渊博而专精，并且还要约束自己，做人处事最在合礼。[b][/b][/SIZE][/P][P][SIZE=4]孔门的思想要讲礼，礼并不是教我们行礼，而是《礼记》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孔子说如果做到这样，大体上人生的道路，可以走得出来，不会离谱太远了。[b]“[/b][b]弗畔”[/b][b]，[/b]畔通叛，[b]“[/b][b]弗畔”[/b][b]，[/b]就是没有离经叛道的意思。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孔子的教育目的。他当然不主张离经叛道，那么怎么做呢？他认为应当广泛学习，而且要用“礼”来约束自己。说到底，他是要培养懂得“礼”的君子。[/SIZE][/P][P][SIZE=4]二、启发性原则[/SIZE][/P][P][SIZE=4][b]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b]《论语述而篇7·8》）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出来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一个方面的东西，他却不能由此而推知其他三个方面的东西，那就不再教他了。”这是教育方法也是教育原则。所谓[b]“[/b][b]愤”[/b]，就是激愤的心情。对于不知道的事，非知道不可，也是激愤心理的一种。如有一件事，对学生说，你不行，而他听了这句话，就非行不可，这是刺激他，把他激愤起来。[b]“[/b][b]启”[/b]就是发，在启发之前，先使他发愤，然后再进一步启发他。[/SIZE][/P][P][SIZE=4]相传清代名将年羹尧，是八旗镶黄旗子弟，幼时非常顽劣，他父亲前后为他请了好几个老师，都被他打跑了。后来没有人敢去应聘教他，最后有一个老师是隐士——有说是顾亭林的兄弟，顾亭林虽然一生不做清朝的官，从事反清的地下活动，但为了同胞的福祉，还是叫别人出来做些事——自愿任教。年羹尧的父亲说明自己儿子的顽劣，老先生说没关系，唯一的条件是一个较大的花园，不要设门，而且围墙要加高。就这样开始教了，年羹尧最初想将这位老师打跑，不料老先生武功很高，打又打他不着，却什么也不教他，到了晚上，老先生运用他高强的轻功，一跃出了围墙，在外逍遥半天，又飘然跳了回来，年羹尧对这位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老先生有时候吹笛子，吹笛子是可以养气的，年羹尧听了要求学吹，于是利用吹笛来使他养气，这才开始慢慢教他。后来老先生因为有自己的私事，一定要离开，临走时说，很可惜，这孩子的气质还没有完全变过来。虽然如此，年羹尧已经够得上是文武双全了，所以后来成了平藏的名将。而他以后对自己孩子的老师，非常尊敬，同时选择老师也很严格，有一副对联：“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就是他写了贴在家里的。这个故事，可说明孔子所说教学的原则，必先刺激他的思想，使他发愤，非要有坚强的求知心，才能启发出他本有的智慧来。[/SIZE][/P][P][SIZE=4]第二就是引起他的怀疑，[b]“[/b][b]悱”[/b]就是内心有怀疑、不同意。古人这样讲，就告诉他这值得考虑。孔子所谓“当仁不让于师”，韩昌黎所谓：“师不必贤于弟子”。老师不一定完全是对的，不是光靠服从接受便行，如果呆板的接受，学问会越来越差的。多怀疑就自然会去研究，[b]“[/b][b]发”[/b]就是研究。[/SIZE][/P][P][SIZE=4][b]“[/b][b]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b]要多方面看。一桌四角，讲了一角，其余三角都会了解，那么他可以回来，[b]“[/b][b]复也”[/b]就是回来。回到哪里？回到思想智慧的本位，就是回到自己智慧的本有境界。所以在教育方面，一定要激发他愤、悱的求知欲。我们看儿童的教育，有的孩子，对什么事情都不服气，而做家长的，总是希望孩子服气，尤其老一辈的人，往往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非常重要，希望孩子接受。实际上要使孩子服气，接受上一代的经验，在教育方法上，必先使他能愤、能悱才行。[/SIZE][/P][P][SIZE=4]“[b]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b]”有些人读书学习很用功，但是领悟力不够，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书呆子。拿研究历史来说，最低限度，也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了解前代的事情，和现在的事情原则差不多，道理是一样，只是发生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现象两样而已。所以多读历史，能够举一反三，就可前知过去，后知未来。否则，白读死书，[b]“[/b][b]则不复也”[/b]。学识又有什么意义呢？[/SIZE][/P][P][SIZE=4] “启发式”教学原则，不到学生努力想懂而懂不了，我不去开导；不到学生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我不去引发。要求学生主动学习，再随机指点，并且还须“举一反三”，广泛联想相关事例，做个通情达理的人。[/SIZE][/P][P][SIZE=4]三、由消极转向积极原则[/SIZE][/P][P][SIZE=4]所谓消极，是指“不做”某些坏事；而积极是指“要做”某些好事。譬如，子贡请教[b]“[/b][b]贫而无谄，富而无骄”[/b]是还不错，孔子进而肯定了[b]“[/b][b]贫而乐道，富而好礼”[/b] （《论语学而篇1·15》）。当子路以[b]“[/b][b]不忮不求”[/b] （《论语子罕篇9·27》）自满时，即不嫉妒不贪求自满时，孔子提醒说：[b]“是道也，何足以臧？”[/b]这样固然是正途，但是还不够好啊！谈到交友，[b]子曰：[/b][b]“[/b][b]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b]（《论语子路篇13·21》）[b]。[/b][b]”[/b]孔子认为如果找不到[b]“[/b][b]中行”[/b]的人，即找不到行为适中的人，必须找到狂者与狷者。狷者“有所不为”，正是指“不做”坏事而言；狂者较为理想，是指“进取”的人，“要做”好事。这里也涉及“被动”与“主动”的关系。颜渊请教有关“行仁”的方法，他认为要先由“四勿”做起，即是[b]“[/b][b]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b] （《论语颜渊篇12·1》），不合符礼的不去看，不合符礼的不去听，不合符礼的不去说，不合符礼的不去做。要先约束自己不要违礼。然后，再化被动为主动，做到[b]“[/b][b]克己复礼”[/b]，能够自己作主，去实践礼的规范。人格挺立的关键，不正在于“化被动为主动”吗？[/SIZE][/P][P][SIZE=4]四、因材施教原则[/SIZE][/P][P][SIZE=4]世人熟知的“因材施教”原则，在孔子更是运用自如。[b]子路问：[/b][b]“[/b][b]闻斯行诸？”[/b][b]子曰：“[/b][b]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b][b]冉有问：“[/b][b]闻斯行诸？”[/b][b]子曰：“[/b][b]闻斯行之。” [/b][b]公西华曰：“[/b][b]由也问：‘[/b][b]闻斯行诸’[/b][b]，子曰‘[/b][b]有父兄在。’[/b][b]求也问：‘[/b][b]闻斯行诸’[/b][b]，子曰‘[/b][b]闻斯行之。’[/b][b]赤也惑，敢问。”[/b][b]子曰：“[/b][b]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b]（《论语先进篇11·22》）子路与冉有请教同样的问题“[b]闻斯行诸[/b]？”亦即听到可以做的事就立即去做吗？孔子的回答是：对子路说不急，对冉有说快做。理由是：冉有个性比较退缩，子路个性过于急进。[/SIZE][/P][P][SIZE=4][b]子贡问:[/b][b]“师与商也孰贤?[/b][b]”子曰:[/b][b]“师也过，商也不及。”曰:[/b][b]“然则师愈与?[/b][b]”子曰:[/b][b]“过犹不及。”[/b]（《论语先进篇11·16》）师：颛孙师，字子张。商：卜商，字子夏。当子贡请教：子张与子夏谁比较杰出时，孔子说子张[b]“[/b][b]过”[/b]而子夏[b]“[/b][b]不及”[/b]， 子张的言行过于急进，子夏则少嫌不足。然后结论是[b]“[/b][b]过犹不及”[/b]。过度与不足同样不好。[b][/b][/SIZE][/P][P][SIZE=4]孔子认为，学生只要各有专长，就可以从政做官，为国家做事。[b]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也？”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b][b] [/b]（《论语先进篇11·24》）子路果决、子贡通达、冉有能干，但还只是[b]“[/b][b]具臣”[/b]，拥有专业能力。孔子希望他们以[b]“[/b][b]大臣”[/b]为目标，就是[b]“[/b][b]以道事君，不可则止[/b]”。如果像冉有那样，只知为季氏服务，以税收增加其财富而忘了照顾百姓的初衷，孔子就会生气，要同学们对冉有[b]“[/b][b]鸣鼓而攻之”[/b]。[b] [/b][b]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b][b]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b]（《论语先进篇11·17》）周公：指作为周公后代的鲁君。当时鲁国由鲁君与三家分而有之，而季氏独大，又增加田赋，求即冉有，就是忠于季氏而忽略大义的人，孔子对他的失望，溢于言表。[b][/b][/SIZE][/P][P][SIZE=4]孔子赞赏颜渊，因为颜渊安贫乐道。[b]子谓颜渊曰：[/b][b]“[/b][b]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b][b]（《论语述而篇7[/b][b]·11[/b][b]》）[/b]他不吝于肯定在[b]“[/b][b]用之则行，舍之则藏”[/b]方面，只有颜渊与他可以做到。当子贡承认自己比不上颜渊时，他安慰子贡说：[b] [/b][b]“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b]（《论语公冶长篇5·8》）。”我与你都比不上颜渊！他清楚了解弟子的个性、专长与志向，因此在他们请教如何从政与如何行仁时，他都可以立即回答，使学生得到启发。[/SIZE][/P][P][SIZE=4]可惜的是，孔子也曾感叹：[b]“莫我知也夫！”[/b][b] [/b]（《论语宪问篇14·35》）他觉得没有人了解他，因为他对人性与人生正途都有一定的见解，而那不是书本上找得到的。[/SIZE][/P][P][SIZE=9pt]。[/SIZE][/P][P][SIZE=9pt] [/SIZE][/P][P][SIZE=9pt] [/SIZE][/P]

[SIZE=9pt][QUOTE][/SIZE][b][SIZE=9pt]下面引用由[@微尘#33634]发表的内容：[/SIZE][/b]

[SIZE=9pt]德育教育与知识教授同等重要，或者说前者更重要。[/QUOTE][/SIZE]
[P][SIZE=4]谢谢跟帖！[/SIZE][/P]

[P][b][SIZE=4]成为君子与仁者——孔子的天赋使命[/SIZE][/b][/P][P][SIZE=4]孔子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他认为人不能只是做个平凡人，而应该立志成为君子。所谓君子，在古代原指“君之子”，是封建社会中有贵族身份的年轻人，将来要上台做官领导百姓的。孔子使用“君子”一词，除了偶尔指称统治者之外，主要是指称一种值得肯定的人格典型。[/SIZE][/P][P][SIZE=4][b]“[/b][b]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b] （《论语雍也篇6·18》）孔子说：质朴多余文饰，就会显得粗野；文饰多余质朴，就会流于虚浮。文饰和质朴搭配得宜，才是君子的修养。君子有高度修养，但仍保持纯朴的情感，此即[b]“[/b][b]文质彬彬”[/b]。[/SIZE][/P][P][SIZE=4] [b]“[/b][b]质”[/b]是朴素的本质；[b]“[/b][b]文”[/b]是人类自己加上去的许多经验、见解，累积起来的这些人文文化。但主要的还是人的本质。原始的人与文明的人，在本质上没有两样。饿了就要吃饭，冷了便要穿衣，不但人类本质如此，万物的本质也是一样。饮食男女，人兽并无不同。但本质必须加上文化的修养，才能离开野蛮的时代，走进文明社会的轨道。[b]“[/b][b]质胜文则野”[/b]，完全顺着原始人的本质那样发展，文化浅薄，则流于落后、野蛮。[b]“[/b][b]文胜质则史”[/b]，如果是文化进步的社会，文化知识掩饰了人的本质，好不好呢？孔子并没有认为这样就好，偏差了还是不对。文如胜过质，没有保持人的本质，“则史”。这个“史”，如果当作历史的史来看，就是太斯文、太酸了。我们要拿历史来对证：中外历史都是一样，一个国家太平了一百多年以后，国势一定渐渐衰弱，而艺术文化，却特别发达。艺术文化特别发达的时代，也就是人类社会趋向衰落的时候。如罗马鼎盛时期，建筑、艺术、歌舞等等随之渐渐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国运即转衰微了。所以孔子说：[b]“[/b][b]文质彬彬，然后君子。”[/b]这两样要均衡的发展。后天文化的熏陶与人性本有的敦厚、原始的朴素气质互相均衡了，那才是君子之人。[/SIZE][/P][P][SIZE=4]人类原始的本性——质——是比较直爽的，我们看一个小孩子所表露的动作，纵然打破了东西，做错了事，他那个样子都蛮可爱的，因为他没有加上后天的颜色，还是人性的本质。如果质胜文，缺乏文化的修养就不美。倘使文胜质便很可能成为书呆子。学识太好的人，也很可能会令人头大。谈学问头头是道，谈做人做事，样样都糟，而且主观特别的强。所以文与质两个重点要平衡。[/SIZE][/P][P][SIZE=4]君子是无私的，既非自我中心，也不与人争斗。我们读到[b]“[/b][b]和而不同[/b]（《论语子路篇13·23》）[b]、周而不比[/b]（《论语为政篇2·14》）[b]、泰而不骄[/b]（《论语子路篇13·26》）[b]、矜而不争、群而不党、[/b]（《论语卫灵公篇15·22》）[b]坦荡荡[/b]（《论语述而篇7·37》）[b]”[/b]等描述，就知道君子重视道义与原则，不像小人只知谋取利益，甚至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他肯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君子。[/SIZE][/P][P][SIZE=4][b]“和而不同”[/b][COLOR=rgb(51, 51, 51)]，就是自己要有中心的思想，能够调和左右矛盾的意见，而自己的中心思想还是独立而不移。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盲目附和。[/COLOR][FACE=Arialundefined][COLOR=#333333][/COLOR][/FACE][/SIZE][/P][P][SIZE=4][b]    [/b][b]“周而不比”，[/b]周是包罗万象，就是一个圆满的圆圈，各处都到的。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不是说对张三好，对李四则不好，这就不对了，这就叫“比而不周”了。你拿张三跟自己比较，合适一点，就对他好，不大同意李四这个人，就对他不好，就是“比”。一个人爱人是不能分彼此的，我们对于人，好的固然好，爱他；但对不好的更要爱他，因为他不好，所以必须去爱他，使他好。这就是[b]“[/b][b]周而不比”[/b]，要周全，不能比附一方。古写的篆文比字，象形两个人相同，同向一个方向；而古文北字——就是相背，各走极端的象形字，所以“比”就是说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样，那就容易流于偏私了。因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呢？相反，是比而不周，只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什么事都以“我”为中心、为标准，这样就不能够普遍。[/SIZE][/P][P][SIZE=4][b]“泰而不骄”，[/b]这个泰字，包括了很多意义：度量宽宏，胸襟开阔，光明爽朗，这就是泰。君子虽然很舒泰，态度绝不骄傲。[/SIZE][/P][P][SIZE=4][b]“矜而不争、群而不党”，[/b]“矜”是内心的傲，骄傲是两回事。没有真本事，看不起别人，是骄；有真本事而自视很高，是傲。傲要傲在骨子里，外面对人不必傲，内在有气节，穷死饿死可以，绝不低头，这是矜。“群”则是敬业乐群，彼此相处融洽，但不营私，不走营私的路，走的大公之路。对于人的观察，不要听了对方一句话说对了，就认为他统统对了；也不要因为对方某一点不好，而因此不听他的好意见。[/SIZE][/P][P][SIZE=4][b]“坦荡荡”，[/b]就是[COLOR=rgb(51, 51, 51)]不怨天、不尤人，这种修养很难。要做到[/COLOR][b][FACE=Arial]“[/FACE][/b][b]坦荡荡[/b][b][FACE=Arial]”[/FACE][/b][COLOR=rgb(51, 51, 51)]，胸襟永远是光风霁月；像春风吹拂，清爽舒适；像秋月挥洒，皎洁光华。内心要保持这样的境界，无论得意的时候或艰困的时候，都是很乐观的。但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自然的胸襟开朗，对人也没有仇怨。这就是[/COLOR][b][FACE=Arial]“[/FACE][/b][b]坦荡荡[/b][b][FACE=Arial]”[/FACE][/b][COLOR=rgb(51, 51, 51)]。[/COLOR][/SIZE][/P][P][SIZE=4]孔子的核心观念是仁。仁者当然会行善，但又与一般的善人不同。一般的善人固然行善，但不知“为何”要行善，因而不可能为了行善而牺牲生命。仁者是真诚的人，由内心体察了行善的力量，要求自己主动行善，因为这是完成人性的不二法门；不仅如此，仁者在必要时还愿意“杀身成仁”，以牺牲生命来完成人性向善的要求。[/SIZE][/P][P][SIZE=4]成为君子与成为仁者，其实是一体之两面。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天赋使命。孔子说他[b]“[/b][b]五十而知天命”[/b] 《论语为政篇2·4》）[b]，[/b]他所知的天命正是要成为君子与仁者。他周游列国有如[b]“[/b][b]天之木铎”[/b] （《论语八佾篇3·22》），正是要唤醒百姓觉悟这样的天赋使命。[/SIZE][/P][P][SIZE=4]孔子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来证明这种天命观。由此展现了三点特色：一，针对过去，要尊重传统，认真学习古代典籍与礼仪规范；二，针对现在，要关怀社会，承担自己在群体中的责任，此即《大学》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此为目标而全力以赴；三，针对未来，要重视教育，在自己温故知新而学有所得时，认真教育下一代，包括学生、晚辈与部属，希望由此薪火相传，而使社会走向光明的未来。简单说来，个人生命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求得自我实现。孔子与隐士有过接触，他声称[b]“[/b][b]鸟兽不可与同群”[/b] （《论语微子篇18·6》），我们不同人类相处又要同谁相处呢？他得知隐士尚且教导子女长幼有序的规矩，那么如何可以忽略更重要的君臣之义呢？[/SIZE][/P][P][SIZE=4]最后，孔子的志向是[b]“[/b][b]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b] 《论语公冶长篇5·25》）[b]。[/b]这是不可能靠一个人达成的任务，并且古往今来也未曾实现过这种理想。孔子的愿望是：如果世人皆以此为志，则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人人皆朝此一目标前进，则这个世界当然会更好。[/SIZE][/P][P][SIZE=4] [/SIZE][/P]

[P][b][SIZE=4]孔子的生命态度[/SIZE][/b][/P][P][SIZE=4]    人的态度是人对某种特定对象进行认识、评价并作出价值判断所形成的心理倾向。人的生命态度则是人对生命进行认识、评价并作出价值判断所形成的心理倾向。孔子的生命态度，有以下几个方面：[/SIZE][/P][P][SIZE=4]首先，孔子认为死亡是自然生命的结束，人既然出生，就无法避免老、病、死，死亡是极其自然的现象，因此他在（《论语颜渊篇12·7》）中即有[b]“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b]之言，自古以来，人总难免一死，但是百姓若不信任政府，国家就无法存在了。也有[b]“死生有命，富贵在天”[/b] （《论语颜渊篇12·5》）的话，死生各有命运，富贵由天安排。即死亡既非人力所能左右，是自然的结果，所以孔子认为人对死亡毋须过分悲叹。孔子更注重人活在这世上，除了“自然生命”之外，还有“价值生命”需完成，人必须藉自然生命以实现其价值生命，因此人必须珍惜生命。所以，当颜渊死时，孔子在（《论语雍也篇6·3》）中说颜渊[b]“不幸短命死矣”[/b]，以“[b]不幸[/b]”二字来形容，并为他痛哭。这不仅出自深刻的师生情谊，也出自对“道统”恐怕失传的忧念，颜渊的自然生命太短促，无法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生命，在孔子看来是极为可惜的一件事。因此，孔子认为君子应当善自惜生。（《论语述而篇7·11》）中，孔子就曾劝诫子路不可“[b]暴虎冯河，死而无悔”[/b]，空手打老虎，徒步过河，这样子死都不后悔。在（《论语宪问篇14·17》）中，亦批评[b]“若匹夫匹之妇女为谅也，自经于沟渎”。[/b]像坚守小信的平凡人一样，在山沟中自杀。在他看来，为血气之勇或小信小义而轻易牺牲生命，都是很不值得的。所以，尽管管仲变节改事齐桓公，孔子仍对他赞誉有加，因为他对社会国家尽上了责任，完成了自我的价值生命。[/SIZE][/P][P][SIZE=4]基于同一理由，孔子并不认为长命是一件好事。他曾在（《论语宪问篇14·34》）中说他的朋友原壤[b]“幼而不逊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b]年少时不谦逊也不友爱，长大了没有什么值得传述的贡献，现在这么老了还不死，真是伤害了做人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只有自然生命，活得很老，却无法完成自我人格与价值生命，则不如不活；自然生命绝非人一生的目的所在。 [/SIZE][/P][P][SIZE=4]其次、孔子一方面相信死亡与命运有关，另一方而相信死亡与使命有关。所谓使命，即是人对于自己之所以成为一个人的自觉：人要知道自己为何而生、为何而死；知道为何而生为何而死，就可以选择某一理想，以成全其价值生命。当人一旦对死亡采取主动态度，就不再被动的被死亡攫获，生命向度遂豁然开朗。这种对死亡采取主动的态度，会使孔子对死亡有那些看法呢？在他看来，死亡是一种安息。《荀子[FACE=&quot]‧[/FACE]大略》记载子贡曾觉疲倦，想远离事君、事亲、养妻、耕种等责任，孔子否定他的看法。孔子认为，人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不能逃避责任，子贡因而叹道：“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对君子来说，人一生拼命奋斗，到死终于可以安息了。[/SIZE][/P][P][SIZE=4][b]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b][b]启予足，启予手。诗云：‘[/b][b]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b][b]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b]（《论语泰伯篇8·3》）[b]”[/b]曾子死前曾对他的弟子说，你们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是否都安好？这一生，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这时候，才总算可以”免”了！免：手脚健全，表示一生爱护身体，也不曾犯法受刑。这是对父母孝顺，也是对个人什么尽责。这段话，足以表露出孔子信徒这一生为实践其使命所付去的种种心力，直到死亡，才算缷下”任重而道远”的重负。 [/SIZE][/P][P][SIZE=4]再次，孔子虽说过“[b]未知生，焉知死[/b]”的话（《论语先进篇11·12》），没有了解生的道理，怎么会了解死的道理？但并不表示他就不谈死亡。曾向孔子问及死亡的弟子是子路，子路是个鲁莽好勇不善思考的人；孔子为了因材施教，便答以[b]“未知生，焉知死”[/b]，不愿跟他多谈死亡。同时，回答这句话也有另一个含义。孔子认为死乃生的否定，一个人唯有知道肯定，才能知道否定；知道开始，才能知道结束；所以，若不能弄清楚生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不可能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若再探及更深一层意义，孔子所想表达的乃是：一个人若不知道自己为何而生，就不可能知道自己为何而死，也唯有知道生命的意义与目的，才会知道死亡其实只是一个界限状况，这界限状况使生命的意义与目的得以实现。[/SIZE][/P][P][SIZE=4]    第四，孔子不仅谈死亡的意义，更极其重视死亡，因为他重视祭祀。中国到了春秋时代，对祭祀产生了许多不正确的看法，对鬼神也有许多错误的了解。儒家出来以后，并非反对鬼神与祭祀，而是要引导民众对鬼神、祭祀有更正确的态度。孔子讲孝道，他对孝的解释是：[b]“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b]（《中庸》19）[b]。”[/b][b] [/b] 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现存者。这就是孝的顶点了。他认为应当视已故的先人如同仍活着一般，并且，自己的身体乃祖先的遗体，既要小心谨慎不伤发肤，且要使自我人格不断长进以不辱先人。故人绝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体，更是包容在祖先血统脉络中的一部份。从这个观点来看，孔子重视祭祀，自有其社会教化的意义。孔子以为，父母故，子女仍能谨慎戒惧好好过日子，不放僻邪侈为所欲为，所依恃的也就是这种送葬、祭祀的观念，这既合乎人性人情，更会使民风归于淳厚。孔子重视社会教化，故言人在世要“立德、立功、立言”，至于人死后要到那里去？他就不多谈了，更不谈灵魂在身死之后存在的问题。[/SIZE][/P][P][SIZE=4]第五，孔子认为，人活在世上，固然要从事一种工作以养家活口，也要作一些有意义的事以贡献社会，同时，人更要有休闲生活。孔子就非常喜爱音乐，他曾经有过[b]“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b]（《论语述而篇7·14》）[b]”[/b]的经验，聆听韶乐的演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食肉而不知其味，可见他是一个多么懂得欣赏音乐的人。当孔子的弟子们聚在一起各言尔志，曾子的父亲曾点说“[b]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b]（《论语先进篇11·26》）”，到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歌回家。从孔子的回答：[b]“吾与点也！[/b]（《论语先进篇11·26》）[b]”[/b]我欣赏点的志向啊！也可看出孔子非常喜爱展现活活泼泼的生活情调。这种生活内容是最丰富的。[/SIZE][/P][P][SIZE=4]    孔子极其忧心的事有四项（《论语述而篇7·3》）：一为[b]德之不修[/b]，德行不好好休养。二为[b]学之不讲[/b]，学问不好好讲习。三为[b]闻义不能徙[/b]，听到该做的事却不能跟着去做。四为[b]不善不能改[/b]，自己有缺失却不能立刻改正。这四样忧虑几乎全与个人德行的修习有关。除此之外，孔子的生活是极其坦然的，“[b]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b]” （《论语述而篇7·16》），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我就好像浮云一样。安贫乐道，知命顺命，愿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在其入世的生活内容中，又展现出极高的道德的境界，几乎可说是已达到了一种难得的宗教情操了。因此，我们往往会发现，许多信奉孔子思想的人，若当真身体力行，就会流露出这种宗教情操来。[/SIZE][/P]

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或许其本没有意义，能够活着就是最大的意义。

[SIZE=9pt][QUOTE][/SIZE][b][SIZE=9pt]下面引用由[@微尘#33634]发表的内容：[/SIZE][/b]

[SIZE=9pt]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或许其本没有意义，能够活着就是最大的意义。[/QUOTE][/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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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IZE=4] [/SIZE][b][SIZE=4]立志——孔子的教学目标[/SIZE][/b][/P][P][SIZE=4]教学目标是关于教学将使学生发生何种变化的明确表述，是指在教学活动中所期待得到的学生的学习结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目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学活动以教学目标为导向，且始终围绕实现教学目标而进行。教学目标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课程目标；二是课堂教学目标；三是教育成才目标。这也是教学的最终目标。本文所论述的[b]立志——孔子的教学目标[/b]，自然孔子是教育的成才目标。也是孔子教学的最终目标。[/SIZE][/P][P][SIZE=4]一、人不可不立志[/SIZE][/P][P][SIZE=4]我们生下来都很平凡，为什么有人到后来成就非凡的功业？从平凡变成非凡，契机在于立志。[/SIZE][/P][P][SIZE=4][b]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b]（《论语子罕篇9.26》）孔子说：“军队的统帅可能劫走，一个平凡人的志向却不能改变。”古代天子有六军，大国诸侯则有三军。匹夫是指百姓或一般人。这两句话并列而观，让人深觉震撼。金庸写的武侠小说中，就有武林高手在两军对峙时，孤身冲入敌营把统帅抓回来的一幕。这是天大的难事，但它比不上让一个凡人改变志向。这里所谓的志向，没有好坏之分，是说一个人“打定主意”最重要，如此才可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孔子这句比喻是要强调：人不可不立志，自我应该觉醒，打定主意走上人生正路。[/SIZE][/P][P][SIZE=4]二、立志在己不在人[/SIZE][/P][P][SIZE=4][b]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b]（《论语子罕篇9.19》）孔子说：譬如堆土成山，只要再加一筐土就成功了，如果停下来，那是我自己停下来的。譬如在平地上，即使才倒了一筐土，如果继续做，那也是我自己要前进的。[/SIZE][/P][P][SIZE=4]古人对山有基本规定，就是《尚书[FACE=&quot]‧[/FACE]旅獒》所谓的“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一仞七尺，九仞六丈三，有如一座丘陵，但少了一筐土就成不了山。这里谈到[b]“止，吾止也”[/b]与[b]“进，吾往也”[/b]，重点都在“吾”上。立志在己不在人，我若不能负责自己的生命，又要找谁负责呢？所以立志由我决定。[/SIZE][/P][P][SIZE=4]孔子对人生正路有他一贯的看法，按照《论语》所载，他的一贯之道应该是“仁”。许多弟子不了解“仁”的意思，纷纷发言请教，孔子在因材施教时，也会提出基本的立场，他说：[b]“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b]（《论语述而篇7·30》）意即：行仁离我很远吗？只要我愿意行仁，立刻就可以行仁。关键在于[b]“我欲仁”[/b]，在于我自己的意愿。我要就有的，到底是什么？它绝非由外而来的一切，像富贵名声，或像学问朋友。我要就有的，必然是“由内而发的”。这表示孔子所谓的“仁”，是由内而发的。说得清楚一些，行仁的动力“在己不在人”、“在内不在外”。[/SIZE][/P][P][SIZE=4]三、立志于学、道、仁[/SIZE][/P][P][SIZE=4]《论语》中，孔子谈到立志时，有三个明确目标：一是[b]“志于学”[/b]（《论语为政篇2·4》）；二是[b]“志于道”[/b]（《论语述而篇7·6》）；三是[b]“志于仁”[/b]（《论语里仁篇4·4》）。 [/SIZE][/P][P][SIZE=4][b]“志于学”[/b]，“学”的内容总体而言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学”的材料是五经六艺。五经是《诗经》、《尚书》、《易经》、《礼经》、《乐经》；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以上两者包括传统所形成的经典与技能。“学”的方法要配合思（主体的反省与理解），以求温故知新，活学活用。“学”的目的是要增益德行，成为君子。[/SIZE][/P][P][SIZE=4][b]“志于学”[/b]，所学经典中的“道”，是人类共同的正路；并且，所学的包括向老师请教“仁”，亦即个人的人生正路。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厘清道与仁的关系。[/SIZE][/P][P][SIZE=4] “道”与“仁”虽是两个概念，但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两者都是“志”的目标；另一方面，两者都值得让人牺牲生命，如，[b]“朝闻道，夕死可矣！”[/b]（《论语里仁篇4·8》），早晨听懂了人生理想，就算当晚就要死也无妨。[b]“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b]（《论语卫灵公15·9》）。有志者与行仁者，不会为了活命而背弃人生理想，却肯牺牲生命来成全人生理想。而两者的区别在于：“道”是“人类”共同的目标，有如正当的人生理想；“仁”是“个人”的人生正路，要依个别的情况来决定行止。因此，在个人没有遇到特殊情况时，都须以“道”为目标，如[b]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也；学也，禄在其中也。君子忧道不忧贫”[/b]（《论语卫灵公篇15·32》），孔子说：“君子谋求的是人生理想而不是衣食无缺，认真耕田，自然得到了食物；认真学习，自然得到了俸禄。君子挂念的是人生理想而不是贫困的生活。”馁：与“禄”相对，指正常情况下的收获。依《康熙字典》，“馁”通“喂”。古通，今相承，以“喂”为“喂饲”之“喂”，饭也。孔子的意思是努力工作，就有食与禄，但君子念念不忘的却是道。[/SIZE][/P][P][SIZE=4][b]“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b]（《论语里仁篇4·9》）“读书人立志追求人生理想，却认为穿简陋的衣服吃粗糙的食物可耻，那就不值得与他谈论什么道理了。”这样的道是指正确的人生理想，是读书人应该追求的目标。[/SIZE][/P][P][SIZE=4]与此相反，则是谋求衣食与利益，成为孔子口中的“小人”。孔子说：[b]“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b]（《论语里仁篇4·16》）。君子能够领悟的是道义，小人能够领悟的是利益。所谓“小人”，是指一个人虽然成年，但未受教育或受教育而不懂道理，以致于依然像小孩子一样，凡事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小人读书求学，是为了成为“士”（读书人），懂得道理之后可以修养自己成为“君子”（典型的人）。[/SIZE][/P][P][SIZE=4]“道”虽然重要，但孔子说过一句十分特别的话：[b]“人能弘道，非道弘人。”[/b]（《论语卫灵公篇15·29》）人可以弘扬人生理想，而不是靠人生理想来弘扬人。这句话配合前面引述的[b]“我欲仁，斯仁至矣”[/b]，才可以充分阐明。如果[b]“道能弘人”[/b]，那么世间未受教育或未闻正道的人都将毫无希望。反之，如果[b]“人能弘道”[/b]，那么这个道必定是出于人性，合乎人性的发展，并将完成人性潜在的要求。因此，提出[b]“人能弘道，非道弘人”[/b]的孔子，无异于宣称一种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位，但不以人为圆满的生命，因为人还须弘道。我们可以称之为开放的人文主义，可以使人从平凡人不断自我超越，向往君子与圣贤。[/SIZE][/P][P][SIZE=4]人如何才能弘道？这时就须谈到“仁”了。仁是我欲即至、由内而发的，亦即出于真诚，产生要求自己主动行善的力量。人若真诚，将使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从计较利害转变为相互感通”。如，看见别人受苦，心里觉得不安与不忍，想要有所作为以改变别人的苦难。这时所做的事即是善。换言之，所谓“善”，是指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具体说来，行善就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别人解决困难，进而使别人一起行善，由此造福天下人。孔子的志向是[b]“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b]（《论语公冶长篇5·25》），要使老年人得到安养，使朋友们互相信赖，使青少年得到照顾。人类的道与个人的仁，不都是为了此一目标吗？ [/SIZE][/P][P][SIZE=4]综上所述，道即人生的康庄大道，是人生的理想或完美人格，所以要立志追求。这就是[b]“志于道”。[/b]仁则是个人身上显示的人生正途，侧重于择善固执，所以要立志追求，不能背离。这就是[b]“志于仁”。[/b][/SIZE][/P][P][SIZE=4]四、孔子与弟子交流志向[/SIZE][/P][P][SIZE=4]孔子勉励学生[b]“志于仁”[/b]与[b]“志于道”[/b]，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之中无人请教老师“道”是什么。由此，可以推知孔子在教授经典时，会适时就材料来说明“人类的正路”或“人生理想”。但是，由于“仁”是指“个人的正路”，学生就会希望老师因材施教了。[/SIZE][/P][P][SIZE=4]《论语》中，请教孔子有关“仁”的问题的，有：颜渊、仲弓、司马牛、子贡、子张，以及樊迟三次问仁。孔子对上述共八次提问，全都给了不同的答案。他的答案是针对个别学生所说的，因此无异于他对学生的期许，亦即希望他们立志那么做。所以，颜渊与仲弓在听完老师的指点之后，会认真回应：[b]“回虽不敏，请事斯诸也”[/b] （《论语颜渊篇12·1》），[b]“雍虽不敏，请事斯诸也”[/b] （《论语颜渊篇12·2》），自己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SIZE][/P][P][SIZE=4]在《论语》中，有两处记载孔子主动要求学生谈志向的。一是孔子要求颜渊与子路谈谈志向（《论语公冶长篇5·25》）。子路说：[b]“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b]我希望做到把自己的车子、马匹、衣服、棉袍与朋友共用，即使用坏了也没有一点遗憾。由此可见子路的豪爽性格与慷慨大度，重视朋友的情义远超过个人的财物。子路后来[b]“衣敝缊袍”[/b]（《论语子9·27》），穿着破旧的棉袍，最后在卫国从政并壮烈牺牲，都与他的志向相互呼应。颜渊的志向是[b]“愿无伐善，无施劳。”[/b]我希望做到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不把劳苦的事推给别人。这种对己与待人的修养，使他抵达“无私”之境。而无私正是孔子口中“君子”的表现，甚至近于“仁者”，亦即因为无私而[b]“能好人，能恶人”[/b]（《论语里仁篇4·3》），能够喜爱好人而厌恶坏人。孔子再三称许颜渊，正是此故。[/SIZE][/P][P][SIZE=4]二是孔子要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谈谈志向（《论语先进篇11·26》）。这次侧重具体事功，所以子路表示要做军事家兼政治家，冉有表示有能力治理小国，公西华想学习外交礼仪。最后轮到曾皙，他的说法让人惊艳。[/SIZE][/P][P][SIZE=4]前面三位同学子路、冉有、公西华所谈的是具体事功，曾皙说的却是一种生活态度，他说：[b]“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b]暮春三月时，春天的衣服早就穿上了，我陪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到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意即他要配合天时（莫春）、地利（沂水、舞雩台）、人和（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由此自得其乐，随遇而安。孔子听完之后，喟然而叹曰：[b]“吾与点也！”[/b]我欣赏曾点（曾皙）的志向啊！[/SIZE][/P][P][SIZE=4]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抱负，也不能脱离社会，但是能否完成具体事功则需靠各种条件的配合，若是机缘不成熟，还是回归自身，做到[b]“用之则行，舍之则藏”[/b]（《论语述而篇7·11》）。能藏而修养自己，遇到机会才能行而安顿百姓。[/SIZE][/P]

[P][b][SIZE=4]孔子的人性观[/SIZE][/b][/P][P][SIZE=4]    人性的本质就日常用语上有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狭义上是指人的本质心理属性，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部分属性，是人与其它动物相区别的属性；广义上是指人普遍所具有的心理属性，其中包括人与其它动物所共有的那部分心理属性。无论是人的本质心理属性，还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属性，由于它们都是人所共有的心理属性，那么这种属性也就不可能是后天的结果，只能是人类天性，属于无条件反射。孔子说[b]“性相近，习相远也”[/b]，（《论语阳货篇17·2》）。以此而得以将人性划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种。西方人（如基督徒）讲原罪，可是中国人不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恶的倾向，或者背负着由祖先而来的一种罪过，因为这样讲似乎太牵强了。中国人喜欢讲“人性本善”，可是这样又有点不符合事实，就是中国人在历史上并没有因人性本善，或者因为了解儒家，所造的罪恶就比西方人少。一种正确的人性理论，不应说是中国的或西方的，而应具有普遍的解释效果。就是人性有其正面的因素也有其负面的因素。基于此，我们有必要讨论孔子的人性观。[/SIZE][/P][P][SIZE=4]    《论语》一开篇就是[b]“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b]，（《论语学而篇1·1》）。一个[b]“悦”[/b]一个[b]“乐”[/b]，好像《论语》中充满人生各种光明的想法，其实不然。[b]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从，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b]（《论语述而篇7·3》）孔子说：“德行不好好修养，学问不好好讲习，听到该做的事却不能跟着去做，自己有缺失却不能立刻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啊。”一听之下，我们就可以知道，除了“学之不讲”是与“老师”的身分所负担的责任有关外，其他三项都是跟他本身的状况有关。也就是说，孔子常觉得自己处于一种可能错误的状态下，他从不觉得他处在一种光明正大的状态、具有伟大卓越的人格。他的学生曾子也有名言：“[b]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b]”（《论语学而篇1·4》）“我每天好几次省察自己：为别人办事，没有尽心尽力吗？与朋友交往，没有信守承诺吗？传授学生道理，没有印证练习吗？”都是由反面来看，所以国人说“反省”很有道理，就是从反面思考自己。从反面来看，才能对照出自己做到的程度，这也就是自我要求。[/SIZE][/P][P][SIZE=4]    其实，我们讲“人性本善”好像很难从《论语》中找到依据，孔子最好的学生是颜渊，孔子说他[b]“其心三月不违仁”[/b]，颜回的心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背离人生正途。其他的学生只有[b]“日月至焉而已矣”[/b]（《论语雍也篇6·7》），只能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点。这说明“心”和“仁”是两回事，像颜渊那么好的学生，也只是可以比较长一段时间不背离仁道而已。所以《论语》中讲到“恶”的是比较多的，如孔子说[b]“六言六蔽”[/b]（《论语阳货篇17·8》）也就是六种美德和六种弊端，说明任何一种美德，如果缺乏正确的认知，就很容易得到相反的效果，所以他很强调立志向学。“学习”一词在《论语》中是很重要的概念，也就是说，他肯定人有理性可以学习不足的、不知的事物，经过学习，得到一个脱胎换骨、改头换面的机会，使人到达一个新的状况，而这新的状况，又可以使生命不断提升。[/SIZE][/P][P][SIZE=4] 所以人生不是一个平面的过程，是一个立体的过程。不是说从生到死，一步步走下去，而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问问自己，走在哪一个阶段。孔子[b]“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二随心所欲不逾矩”[/b]（《论语为政篇2·4》）。 “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时，可以立身处世；四十岁时，可以免于迷惑；五十岁时，可以领悟天命；六十岁时，可以顺从天命；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都不越出规矩。”一步步上去，不断在学习、反省和自我鞭策的路上前进，于是[b]“日知其所亡（[/b][b]wú[/b][b]），月无忘其所能”[/b]（《论语子张篇19·5》），每天知道自己所未知的，每月不要忘记自己所已知的。孔子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每天学一点新东西，随着时间的进展，让自己的知性能力也不断地成长。[/SIZE][/P][P][SIZE=4]    孔子很怕两种人，一种是[b]“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b]（《论语卫灵公篇15·17》），“一群人吃饱了饭整天相处在一起，说的是无关道义的话，对什么事都不用心思，又喜欢卖弄小聪明，孔子说这种人[b]“难矣哉”，[/b]这样实在很难走上人生正途！；另外一种人是[b]“饱食终日，无所用心”[/b]（《论语阳货篇17·22》），整天吃饱了饭，对什么事都不用心思。他很担心人只是活着，生命不应只合乎必要条件地活着，活着还需要充分条件，使人的特性凸显出来，充分成为一个人。自觉与幽暗，就是每个人都应有自觉，可是我们更要小心人性中幽暗的一面，也就是我们的惰性。所以从宋明以来所宣扬的“人性本善”的学说需要重新思考，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更倾向于孔子应该是主张“人性向善”。“向”这个字就显出生命有自由、成长、自我要求、不断提升的动力。[/SIZE][/P][P][SIZE=4]    子曰：[b]“性相近，习相远也。”[/b]（《论语阳货篇17·2》）。孔子说：“依本性来看，人与人是相近的；依习惯来看，人与人就有很大的差别了。”既然“习”是后天的习惯，“性”就应该是先天的本性了。那么为何说性“相近”而不是相同呢？理解的关键是：第一，孔子认为人性不分先天后天，亦即人性是一种在生命过程中不断展现的力量。性是“源”而“习”是“流”，源相近而流相远。第二，性之相近是相近于“善”。相近并非相等，所以不说本善，但是可以说“向善”。每个人对善都有自我要求，只是力量表现的程度有强有弱。如，有人犯小错，心就不安；有人犯大错，心才不安。就两者的心都会不安而言，可以归之于“[b]习相远也。[/b]”第三，人性向善，是以人性为自我要求行善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展现为自觉与感通，要与别人保持适当的关系，正好契合“二人”为仁的构架，也可以印证孔子所有谈仁的言论。[/SIZE][/P]